既然写到了刘焉入蜀，那就顺便提一提网络上最近比较流行的“东州派”。

首先，笔者对于“东州派”的说法持开放态度，毕竟青史寥寥，能为后来者提供的也就是历史的一个框架和大致脉络，远远构不成历史本身。尤此，但凡基于历史框架上，所有合理的逻辑推断，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远非历史真像。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接受到某种标新立异的观点后便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趾高气扬的“教育”、“抨击”那些持有不同观点或不知道这个观点的其他历史爱好者。

毕竟无论哪种凭逻辑推断得出的观点，都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存在。

其次，笔者提提个人认为的“东州派说”的逻辑瑕疵。

东州派说的原始依据源自于：

《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华阳国志卷五》：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东州派说”认为，东州派衍自于对刘焉几乎有着从龙之功的东州人、东州兵。单此来说，是满足逻辑的关联性的。

但是当提到“东州派说”的某些关键人物时，却难免有些偷换概念的双重标准，譬如费观是荆州江夏人，吴懿是兖州陈留人，许靖是豫州汝南人。

而以上三处作为“东州派说”立派依据的史料则出奇一致的将“东州兵”、“东州士”定义为“南阳”“三辅”“民”“流入”“数万家”。笔者理解，南阳、三辅代表来自的地方；民、流入代表着阶级，也就是流民；数万家代表数量。

也就是说，吴懿、费观、许靖这三个所谓“东州派”代表人物，本质上与“东州派说”的立派依据自相矛盾。

再看时间线，刘焉入蜀是在公元188年5-6月间，死于194年。

鉴于《后汉书刘焉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五》在提“东州兵”时所用“初”字，大致可以判断东州兵组建的时间线在刘焉入蜀后不久。

因此，即便“东州兵”之后衍生出了“东州派”，试问这样一股与刘焉父子几乎有着从龙之功的既得利益势力，如何能接纳，至早于195年后入蜀的费观，至早于196年后入蜀的许靖，于196年入蜀的法正、孟达，以及于208年入蜀的李严。并将法正、孟达、李严，这些不受刘璋待见的后来人引为代表和首领？要知道这三人当初都是走投无路投奔刘璋的。（许靖和费观是刘璋迎入蜀中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东州派说”通过偷换概念，利用益州从事贾龙先迎后判，强行营造出一副刘焉治下，“益州派”受尽“东州派”压迫，矛盾重重的益州景象，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当我们回顾刘焉入蜀后的作为，你会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1.安抚地方

《华阳国志卷五》焉既到州，移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小惠。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以收人心。

《后汉书刘焉传》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

2.壮大实力

《华阳国志卷五》：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初，南阳、三辅民流入益州者数万家，刘焉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

3.断绝通道，准备割据

《华阳国志卷五》遣张鲁断北道。

《后汉书刘焉传》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脩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

4.排除异己，杀人立威

《华阳国志卷五》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后汉书刘焉传》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

看得出，刘焉其人也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手腕，入蜀之后，并非一味的打压益州本地士族，而是“剿抚并用”“刚柔并济”，同时积蓄实力，割据地方。

那么作为益州本地人的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为何会在初平二年起兵反叛刘焉呢？史书给出了一条很清晰的逻辑线。因为刘焉不臣之心：

《华阳国志卷五》汉献帝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与贾龙恶焉之阴图异计也，举兵攻焉，烧成都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