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我回头一看,肖老师竟然坐在拖拉机上 第二章

1975年春节快到了，街上已经有了气氛。马路两边的单位早早地把“欢度春节”换到了大门上，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也已经摆上了商店的柜台。但春节前的天气坏透了。强硬的西北风从早刮到晚，“呼呼”的吼声让人心惊肉跳。我离开校时已是下午五点半，天几乎完全黑了。校大门外一站地的地方有个公共汽车站。这一站是专为旁边的那所大设的。这一站就叫“大站”。我走到站牌下停住步。朝东走，过了马路，有一座高大的朱漆大门楼，门口蹲着一对和**广场上的那对一样大小的石狮子。每次从这里进去，我总觉得是从狮子嘴进去，一步步往狮子的肚子里走。这就是这所大的西门。这所大占地非常大，校园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工湖。我们校的游泳池早就没有水了，这个湖却仍旧保持着水波『荡』漾。湖边有一个角落叫“天秀园”，那是大主要领导和一些没有被打倒的著名教授者的居住区。母亲一家就住在里面。朝西走，也是一个门。其实也算不上门，只是一个门框，上面的漆基本上都脱落了，『露』出里面已经腐朽的木头。可能以前是有门的吧。从这个“门”进去就是大的教工宿舍院，我和『奶』『奶』就住在这个院里。

我在黑暗中站着，大风几乎要把我吹跑。要不要先回去和『奶』『奶』说一声？我犹豫着，还是不说的好，让『奶』『奶』以为我还在校比知道我在母亲家会让她放心些。于是，我就朝东走，又一次体会“从狮子的嘴进去，一步步往狮子的肚子里走”感觉。

到了母亲家，她已经下班了，正在厨房做晚饭。她让我在客厅坐一会。

这是一套崭新的三居室，雪白的墙壁，淡绿『色』的门，依稀还能闻到水泥味。客厅里还多了一圈沙发，雪白的沙发衬布一尘不染。听说母亲和她丈夫“又进步了”。母亲升任大革委会成员，她丈夫则从大革委会调到市委写作组。他们这个家庭，我没有一点有关系的感觉，只是理『性』上知道他们当中有个人生了我，因此对我可以指手画脚。

沙发是不能坐的，我坐在一张方桌旁。

“你吃了没有？一块吃吧！”围着围裙的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盘菜放到方桌上。

我赶紧站起来，“不，我回去吃。”

“是不是老太太不让你在这吃？”

“不是。『奶』『奶』在家等着我吃饭呢！”

母亲不再说什么，默默地擦起桌子。

凌玲的主要部分长得像母亲。她们都有着一副引人注目的面孔，眉宇间都有着一种专横、冷漠的神情。母亲是个很严厉的女人，话不多，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也不怎么笑。她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身子总是挺得很直。

我也是她的亲生女儿，可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她。这也许是她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吧！我长得像谁呢？是像父亲吗？没人提过这个。

我只知道，十七年前，我一岁的时候，她和父亲离了婚。十五年前，我三岁的时候，她成了凌玲的母亲，离开了我。

母亲擦完桌子，就势坐在桌旁，说：“好吧，那我先跟你说正经事！”她又冲里屋说：“玲玲，给你姐倒水！”

我才知道，凌玲也在家，一直没理我。

母亲看了我一眼，问：“快毕业了吧？”

我说：“过了春节。”

“你们怎么分配呀？”

“和七三届一样，基本上都『插』队。”

“到哪『插』队？”

“就在昌平。”

母亲点点头，又问：“你去不去『插』队？”

“我----我是老大，可以不『插』队。”

母亲把胳膊团在胸前，身子靠在椅背上，说：“谁说的老大可以不『插』队？老二比老大小12岁，老大才可以不『插』队！国家政策，你们怎么就挑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

我咬了咬嘴唇：“不是说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老大也可以不『插』队吗?”

“我们家有什么困难？”

“我『奶』『奶』身体不好，没人照顾。”

“『奶』『奶』是你直系亲属吗？我才是，你妺妺才是！”母亲说着，身板挺直了。停了一会，她说：“虽然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可人家还是要按两个子女考虑。你不去，过两年你妹妹就得去。你好意思让你妺妺去？你妺妺那个样子，她能在农村生活？呆一天也不行呀！到时候她就是不走，得给她爸爸造成什么影响？别人会拿这件事攻击他！”

绕了半天，母亲考虑的是她丈夫。她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所以，你应该去『插』队。”母亲用不容置否的语气说出了决定。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可我不会在这哭的。

这时，凌玲端着一杯水走出来，看到这情景，把杯子往我面前一墩：“我妈跟你说话那！”

我问母亲：“我『奶』『奶』怎么办？”

母亲皱起眉头：“你『奶』『奶』身体不是挺好吗？”

凌玲又接上一句：“就是，每天给人家叫电话，跑得可来劲儿了！”

我直着眼睛，心中腾起一股怒火。

母亲又说：“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事，你怎么老把外人扯进来？再说我看老太太几年之内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顶了一句：“那你们也不能欺负她！”

凌玲冲我喊起来：“谁欺负她了？你敢这么跟我妈说话？”

我也毫不示弱：“那你怎么说我『奶』『奶』？”

“说了，怎么啦？”

“我不允许！”

凌玲猛地伸手推了我一把：“你滚！你滚！滚出我们家！”

我站起身，推开她，转身就往外走。

“站住！”母亲在背后厉声喝道，“谁把你惯成这样的？我是看在你是她带大的缘故上，才让你和她住在一起的！怎么，你现在眼里除了你『奶』『奶』，别人都不要了吗？转过脸来！”

我面对着门站着，一动不动。

“听见没有，转过脸来！”

我还是不动。

母亲突然冲过来，扳过我的肩膀使劲地晃动，嘴里怒骂着。凌玲则按住我的头往门上撞。我一声不吭，只拼命地挣脱，门被撞得“咚咚”震响。直到凌玲的父亲下班回来，用力推开门，她们母女才住手。

我躲在图书馆的楼梯下，把眼泪擦干，怕被风吹坏了眼睛回家后让『奶』『奶』看出来。有人说哭也是一种享受，可我连哭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受用。我不能在『奶』『奶』面前流泪，不然她会比我更加难过。

一进教工宿舍院大门，就能看到一间小屋。它孤伶伶地靠着门框右边。屋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奶』『奶』就负责全院几十来户的电话传呼。『奶』『奶』就这样挣钱养活我们俩。我爷爷原来是一所颇有名气的中校长，但刚解放就去世了。『奶』『奶』原也是那所中的教师，但因为她的出身是“资本家”，尽管她是历年的优秀教师，化大革命还是开除了她的公职。

小屋分成里外两间，外面是打公用电话的地方，也是我们做饭的地方，里面是我和『奶』『奶』睡觉的地方。我走进屋，里面没人，电话放着。趁『奶』『奶』传呼电话没回来，我抓起桌上的镜子，仔细检查脸上是否还有哭过的痕迹，重新梳理好被母亲和凌玲揪『乱』的头发。做完这些后，我默默地在床上躺下。

外屋一阵『骚』动，接着是一个男人粗声粗气地接电话。几分钟后，外面安静了下来。

布帘一掀，进来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方人，净白的脸膛，深陷的眼窝，花白的头发被一边一根卡子固定得规规矩矩，上身穿着一件肥厚的棉坎肩儿，下身却只穿一条单薄的裤子，脚上是自己做的“菜包子”。

“北方，怎么不吃饭就躺下了？”

我盯着顶棚不说话。

『奶』『奶』走过来，把一只手放到我的额头上。

我躲闪着别过脸，敷衍了一句：“我不想吃了。”

『奶』『奶』缩回手，很坚决地说：“那是不行的！”转身走了出去。外面响起了锅勺相碰的声音。不一会，一股油炸葱花的香味飘了进来。

屋里黑乎乎的。灯光从布帘的缝隙『射』进来。我盯着顶棚，脑海里浮出一件事。那似乎是我记事后记住的第一件事。那时候我家还住城里的一个四合院里。那天，一个女人来到家里，眼圈又红又肿。她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她给我带来一件新的花兜兜，亲自给我穿好，然后把我交给『奶』『奶』，转身就走了。隔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就在那天，我父亲病死了。来的那个女人就是母亲。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时，手就有感觉----当时母亲攥着我的手，把兜兜袖子往我胳膊上套的那种感觉。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更是模糊一片。他原来也是这所大的讲师，但他死得太早了，大里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曾有这么个人。家里没有留下他的照片，大家就像忌讳说死一样忌讳提到他的事情。还是在红卫兵抄家时，我才从他们骂『奶』『奶』的话中知道父亲是个“右派”，母亲就是因此和他离的婚。从政治课上我知道，“右派”这个贬义词的历史恰恰和我的生长史一样长。据我所知，在我的同中，和这个贬义词有关系的，只是我一个人。这让我很是悲哀。天下从事各种职业的父亲都有，我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做右派的父亲呢？天下可投胎的家庭各种各样，我为什么偏偏投胎在一个有右派父亲的家庭里呢？我曾要求『奶』『奶』把关于父亲的事告诉我，可一提到她的儿子，她就拉着我的手，可怜巴巴地说：“不要问这些了，不要想这些了！都过去了，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奶』『奶』最怕别人提她这个儿子。她真的好像从没有这样一个儿子似的，或者这个人根本不是她的儿子似的。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奶』『奶』总是被叫去挨斗。有一次我也在场。别人问她：郁扬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她就点着头回答：是！别人问她：郁扬该不该遗臭万年？她就点头回答：该！反正别人问她什么，说她什么，骂她什么，她都点头。那个时候，我真是对『奶』『奶』的表现感到厌恶。回到家里，我也不理她，甚至不愿意吃她做的饭。但是我发现『奶』『奶』常常在深夜里低声地哭泣。渐渐地，我心软了，我心疼『奶』『奶』了，『奶』『奶』是我惟一的亲人了，她无论在外面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只要一回到家里，就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喝护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委屈传染给我。我感到『奶』『奶』是全天下最善良的人，最慈悲的人，最可亲的人。现在如果有人还敢来揪斗『奶』『奶』，我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奶』『奶』的，我会为『奶』『奶』拼命的，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