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或者是不知不觉地在向往。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吗？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的人。

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荫凉的地方吃冰棍。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地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位女议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娼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掉了。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与国际友人接触的谈话中，像这种故事还多得很。在此我不细说了。

由于参加国际活动所得到的感受，我写过一些文章，《尼罗河上的春天》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原来我们出国的代表团，回来以后都有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公开的，给大家看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通过一段故事来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搞革命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老早就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但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知识分子，很难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我这里提的两位日本女作家，都实有其人，只不过把她俩的名字换过罢了。那位名叫“秀子”的，我是从头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起就和她相识，这位女作家是写散文、写评论的。我想秀子去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在这里开会）的目的，不是专为开会，多半是为旅行游览。对于会议讨论的内容并不怎样关心。第二次就是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她还是日本代表团之一员。

这次她参加会议的次数就多了。那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开得很成功，非洲作家去日本开会，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的知识分子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大都面向西方，对中国就不大注意（在唐朝时受过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至于对朝鲜、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话下，他们对非洲人简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非洲代表们讲的话，就像一声惊雷似的，使他们受了震动。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是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正式的第二次会议）。秀子也去了，她表现很好，很积极。我俩被分在一组（文化交流组），这个组虽然跟政治组等不一样，但还是有斗争，而且斗争得很激烈。秀子平常是不大发言的，这天她却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日本代表团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绝不退后一步。这时候，我真激动极了。我想别人起来讲这话并不奇怪，而秀子来讲，表明她的进步的确很大。因此我就写了这篇《尼罗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内容，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可以讲一讲。

在阿联开会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还有一些非洲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个旅馆里，我们住的旅馆是比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热，日本代表住的旅馆，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热。有一次，在开会的休息时间内我和秀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谈话，她们说，那天下午她们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说，我们旅馆里的水很热，到我们那里去洗吧。那天下午她们洗完澡，吃过茶点，匆匆地就走了，我发现秀子丢下一块手巾，白色的，四边有几朵红花，这是事实。在她俩洗澡的前后，我们还谈过不少的话，有的话我写在文章里面了。

这篇文章是经过怎样的布局和剪裁的呢？这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说：“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户，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这个描写就与事实不符。我住的房间朝西，不是朝东，而且她们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早晨。那么，我为什么把我的窗户搬过来朝了东的呢？因为朝西就跟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气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话，那么射进屋里来的就是夕阳，不是朝阳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户朝了东。我这样做，只要不影响下面写的事实，读者是不会提出抗议的，而且读者也无从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到我住的旅馆去过。还有，我们住的旅馆不在尼罗河边上，是在新城和旧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参加亚非国家团结会议的时候，住过尼罗河旁边的旅馆。所以我能够描写出从尼罗河旁边的旅馆窗户里看到的景物。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四段里这样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为什么以“尼罗河上的春天”作题目呢？因为会议是在开罗开的，在开罗开会，要是不写尼罗河的话，不拿尼罗河做背景的话，那是个遗憾，所以我又把尼罗河搬来放在我的窗户前面了。在这一段的头一句里，我为什么说“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呢？“开罗塔”是我头一次去开罗以后才盖起来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谁都知道有“金字塔”。“开罗塔”比“金字塔”还高约十几米。我为什么提这座塔呢？第一，这座塔很好看，就像细瓷雕的一样；第二，“金字塔”是个老塔，“开罗塔”是新的，放进新的开罗塔说明我写的尼罗河畔不是从前的尼罗河畔，而是充满了新的气氛——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气氛。至于那块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进去呢，还是不放进去，后来我还是放进去了。为什吗？就是注重在最后那一段：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

特别是注重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手巾上的小红花不一定是她绣的，很可能这块手绢是买来的。但是我想，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跟人民走在一起，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不是有这种感情的话，我何必把这么一块小手巾，“紧紧地压在胸前”呢！这种感情，是在我听到秀子站起来说“我们日本代表团绝不后退一步”的时候产生的，我真想把她紧紧地压在胸前。如前所说，写在这篇文章里的事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假的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我不愿意写带有“夕阳”气氛的文章。

第二个问题：写散文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什吗？

散文，为什么叫散文？不是因为它“散”。据我了解，散文不是韵文，不是每句和每几句都押上韵，也不是骈文，像什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种文章是骈文，两个句子是对起来的。散文既不是韵文，又不是骈文，所以叫它做散文。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而体裁非常多，写得非常好，别的国家就不然。记得印度作家泰戈尔给他朋友的信里说：我很喜欢诗，因为诗像一条小河，被两岸夹住，岸上有树林、乡村……走过两岸的时候，风景各有不同，容易写，而且能够写得好。他认为格律就是诗的两岸，把诗意限定住了，使它流的时候流得曲折，流得美。散文像什么呢？散文就像涨大水时候的沼泽两岸被淹没了，一片散漫。散文又像一口袋沙子，拉不拢，又很难提起来。如果叫我写一首诗，我感到是一种快乐，如果叫我写一篇散文，那对我就是痛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封信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散文的体裁最多，而且写得最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简练、不散，能够把散文写紧。有什么办法写得简练，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呢？据我的体会：1你得有个中心思想。

你明确地知道你要写什么，不像从前在学校作文，题目是老师出的，你根本不太懂，头一句先写上“人生在世”，底下再谈吧！这样写，那真是所谓“散漫”的散文了；2要有剪裁。散文就怕啰哩啰唆地没话找话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最好“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写散文就应该这样。写文章不是为写文章，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现在我再讲一讲我写的《一只木屐》。这一只木屐在我脑海里漂了十五年，我一直没有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抓不着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几年以前，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叙述的那样，就是说看到这一只木屐的不只我一个人，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女儿都在船边上，是我小女儿先看见的，她说：“娘！你看，嘎达。”（嘎达就是木屐的声音）我的小女儿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九岁，她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小孩子都喜欢光脚，在日本一进门就像中国人上炕一样，脱了鞋到“榻榻米”上来，可以非常自由地翻来滚去地玩，一下地就穿上嘎达。在她卧房的窗台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嘎达。

当她指出一只木屐在海水里漂来漂去的时候，这本来是件小事情，但是我总是忘不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常常怀念？我抓不住中心思想。有一次，我几乎要把它写出来了，写成诗，但又觉得不对，它不是诗的情绪，怪得很！这里顺便谈谈取材问题，我感到写文章的人应该做个多面手，应该什么都来，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应该试试。的确有时诗的素材跟散文的素材不同，散文的素材跟小说的不同，小说的素材又跟戏曲的不同。我想把“嘎达”写成诗！但写不出来，我就老放着，不是放在纸上，而是放在脑子里。

一直等到去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我在东京时候常常失眠的情景，就忽然想起，这只木屐为什么对我有那么深的印象，因为我在东京失眠的时候总听到木屐的声音，那就是无数日本劳动人民从我窗户前走过的声音，也正是有着这声音的日本劳动者的脚步，给我踏出了一条光明的思路来！因此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对海上的那只木屐忽然发生了感情，不然的话，码头上什么都有，果皮、桶盖……为什么这只木屐会在我脑中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最后，我把我的中心思想定下来，定下以后，我想从我的女儿怎样喜欢木屐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写，但是我后来感到这样写没意思。因为我的失眠跟我女儿没有关系，她喜欢光脚也跟我喜欢木屐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写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只木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