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在杜尔班待了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如果需要坐卧铺，通常要再付5先令。阿布杜拉赛非要我坐卧铺，但是出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5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赛说：“小心点，这里有别于印度。谢谢神灵，我们还花得起这点钱。只要是你需要的，请你不要舍不得花。”我谢过他，并请他不必担心。

晚上9点左右，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照例从这一站开始提供卧铺。有一个乘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卧铺。“不要，我自己有铺盖。”我说道。他便走了。跟着来了另一个乘客，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看我是“有色人种”，很不高兴。他马上走出车厢，带了一两个官员来。他们一言不发，后来又过来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转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厢的票呀。”我说。

“那没用，”另一个官员道，“我跟你说，你必须去货车厢。”

“我告诉你，我在杜尔班就获得坐这个车厢的许可了，我会坚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官员说，“你必须离开这里，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把你推出去。”

“那好，你去叫吧。我绝不自动离开。”

警察果然来了。他抓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行李也扔了出去，我拒绝去别的车厢，火车就开走了。我拿着提包走到候车室，把其他行李留在原地，交由铁路当局代管。

恰逢冬天，南非高地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那种寒冷难以形容。我的大衣放在行李箱里，但我不敢去拿，害怕又受到侮辱，我就坐在那里任凭自己发抖。房里没有灯，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搭讪，可我却没有心情跟他讲话。

我开始想到自己的职责。是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呢，还是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抛到一边，先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处理完这个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回印度是懦弱的表现。我个人所遭受还只是表面的痛苦，更深层的含义是那种沉重的种族歧视。如果可能的话，哪怕要遭受一些折磨，我也应当设法根除这个病根。我所寻求的无非是消除种族偏见罢了。

我决定搭乘下一班火车赶到比勒托里亚。

第二天早上我给铁路局长发了一个长途电报，一并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亲自去见那位局长。局长的解释是铁路当局的做法没有不妥，但也告诉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将我平安带到目的地了。阿布杜拉赛发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去车站接我，给我适当的照顾。于是，那些商人便来车站接我，还把他们所遭遇的不平事都讲给我听以安慰我，说我碰到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还有，印度人坐头等或二等车厢出门，铁路官员和白人旅客一定会刁难他。就这样听着大家诉苦，那天就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给我定下了卧铺。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买下了在杜尔班时不肯买的卧铺票。

我乘火车到了查理斯城。

三十四更多的磨难

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火车站，只有驿站，中途还要在史丹德顿过夜。

我手中有一张车票，尽管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票依然有效；何况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驿站的经理人发过一个电报说明了情况。

然而那个经理人想借故把我丢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生客便说我的票已经失效了，我据理力争。其实他真实的想法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做所谓的“苦力”，又是个生客，那个被称为“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白人，认为我和白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合适的。马车驾驶座两边有两个座位，照例领班需要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而这一次他却坐在车厢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坐。我知道这种做法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忍了吧。我强坐到车厢里面去是不可能的，若是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把我丢下，这样便会再延误一天，不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即便我心里极为不满，还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车夫旁边了。

大约下午3点，马车到了巴德科夫。领班想坐在我的位子上吸烟，顺便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要了一块脏麻布，铺在驾驶座旁的脚踏板上，对我说：“沙弥，你来坐这儿，我要坐到车夫旁边。”这种侮辱太过分了，我忍无可忍，战战兢兢地对他说：“是你叫我坐在这儿的，本来我应当坐在里面，但是我忍了。现在你又要坐到外边吸烟，却让我坐在你的脚下。这我做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回车厢里面去。”

当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时，领班走了过来，重重地给了我几个耳光，抓住我的胳臂，想拉我下车。我死命地拽住车厢的铜栏杆，即使断了腕骨，也绝不松手。那个家伙对我又骂又拖又打，而我始终不动声色。他强我弱，乘客们都看在眼里，有几个乘客同情我，禁不住嚷道：“伙计，由他吧。别打了。他说得对，不该受到指责。如果他不肯坐在那里，就把他放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吧。”“我才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似乎也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松开我的胳臂，又骂了我一顿，便把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叫过来坐在脚踏板上，自己又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待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继续赶下一程了。我的心急速跳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领班不时怒目相视，指着我厉声说道：“当心啊你，等到了史丹德顿，再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不吭声，只求神明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到了史丹德顿。终于看见了几个印度人，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一下车，接站的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来接你去赛伊沙的店的，达达·阿布杜拉给我们发过一封电报。”我自然放宽了心，和他们一起去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了。赛伊沙和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种种遭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后很难过，也把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说出来安慰我。

我要通知驿车公司的经理人整件事的经过。于是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发生的一切，并请他留意他的这位手下对我的恐吓，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时，我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坐在车厢里。经理人是这样回信的：“从史丹德顿开始，我们会换一辆大一点的车，是由另外几个人负责的。你申诉的那个领班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下心来。我本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领班，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早上，赛伊沙派人送我上车。我得到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平安到达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不过是个小村庄，而约翰内斯堡却是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发电报到约翰内斯堡，也给了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商店的店名和地址，那儿的人到驿站去接我，然而我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便错过了。于是我打算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字，就租了一辆马车，请车夫送我去国民大旅馆。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开一个房间。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客气地说：“非常抱歉，客满了。”还对我说了再见。我只好请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儿等我，他诚挚地向我问好。他听了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由大笑起来：“难道你还梦想住进旅馆吗？”

“为什么不行？”我问道。

“在这儿住上几天你就知道了，”他说道，“只有我们能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为了赚钱，必须忍受一些侮辱，就是这样。”接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的种种不幸遭遇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况，后文中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不适合你这样的人待。你等着瞧，明天去比勒托里亚，就只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还糟，头等和二等的车票是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大概你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尽量进行持久的努力争取吧？”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也照例不愿意坐头、二等车厢。”

我找人弄了一份铁路规章看，发现里面是有很多漏洞的。德兰士瓦旧法令的文字表述本来就不算准确，铁路规章更是如此。

我对阿布杜尔·甘尼赛说：“我想坐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愿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路上总共也不过37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这样做既费时又费钱，但是他同意我坐头等车，于是我们给车站站长写了张条子。条子上说明了我是律师，出门一向坐头等车船。还说我需要尽快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回信，我希望到站上当面和他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听他当面答复自然是别有意图的。我猜想书面答复很可能是个“不”，也许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成见。于是我打算穿上最考究的英式服装去和他谈谈，尽可能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穿上大礼服，戴着领带，来到车站，拿出1英镑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是你写给我那张便条？”他问。

“就是我。要是你能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我将不胜感激。今天我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

他笑了起来，和蔼地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荷兰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也深表同情。我愿意卖给你车票，但有个条件：如果乘务员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请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就是说，请不要控告铁路公司。祝你一路平安，看得出你是一位绅士。”

说完这些话，他便卖了车票给我。我谢过他，并给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为我送行。此事令他又惊又喜，但还是提醒我说：“只盼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怕乘务员不会放过你，即便他同意，头等车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终于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出发了，到了日耳米斯顿，乘务员上来查票。看见我坐在那儿他非常生气，用手示意我转到三等车厢去。我给他看我的头等车票。他仍说：“这不算的，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除我之外，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替我打抱不平：“你干嘛要这样麻烦这位先生？难道你没看见他有头等车票吗？我不介意他和我坐在一起。”然后这位英国乘客又转身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位置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乘务员喃喃地说：“要是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坐一个车厢，干我什么事？”说完就走开了。

当晚8点左右，火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三十五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接我，因为来之前我已经承诺过不在当地印度人的家里住，所以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到的那天是周日，派人来接我很不方便。当时我很为难，不知道该去哪里，又担心没有一家旅馆会收留我。

在1893年，比勒托里亚车站的情形和1914年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灯光昏暗，旅客稀落。我一直在等所有的旅客都走光，想乘收票员稍微得空时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顺便向他求教我能到哪个小旅馆或其他什么地方可以投宿。不然，我就只能在车站过夜了。应当承认，我连这么点事都不敢问他，是怕再受到侮辱。

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向他询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可是看得出来他帮不上忙。此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和我攀谈了起来。

“这么说来，”他说，“你完全是一个生客，在这边没有任何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来，我带你去一家小旅馆，老板是美国人，跟我很熟，我想他会招待你的。”

我将信将疑，不过还是向他道谢，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他带我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把约翰斯顿拉到一边说了几句，约翰斯顿同意让我住一晚，条件是：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

“我向你保证，”约翰斯顿说，“我没有种族歧视。但是我这儿只有欧洲客人，所以如果请你到餐厅去吃板，我的客人们可能会不高兴，甚至于离开。”

“谢谢你，哪怕只能住一晚，我也非常感谢!我现在多少了解了这里的情况，也能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内用餐不要紧。希望明天我可以另作安排。”我说。

我被带进房间，独自坐在那里等晚餐，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客人不多，我以为服务生很快就会把饭送来了，没想到约翰斯顿亲自进来了。他对我说：“我叫你独自在这里吃饭，实在是过意不去，因此我向其他的客人说起你，问他们介不介意请你到餐厅里吃饭。他们说他们不介意，并且说随便你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会介意。所以请你到餐厅去吃饭，还有如果你不嫌弃，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次向他道谢，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