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暴风雨的冲击

带着妻儿航行这还是头一次。叙述这段经历时，我常会觉得由于中产阶级的印度教徒的童婚制度，导致了丈夫识字而妻子是文盲的状况普遍存在。夫妻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因而丈夫就不得不当妻子的教师。像我就得思考这一类琐事，比如，妻子和孩子穿什么衣服合适，应该吃什么东西，采取什么礼仪才能适应新的环境等等。今天回想起当时的那些事，依旧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徒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当成最高的宗教信仰。而一个印度教徒丈夫则把自己当成妻子的统治者和主人，妻子必须经常对他笑颜逢迎。

写到这一章时我想起来，当时为了给别人留下文明的印象，我觉得我们的穿着和举止需要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一点社会影响，而如果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为侨团服务的。

妻子和孩子们服装的式样是我决定的。我并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们是来自卡提亚华的班尼亚一族，而纯粹的欧洲式样又不那么适合他们，在那时，波希人被当成印度人中最文明的一类，因此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如此一来，妻子穿上了波希“纱丽”（Sari）[一般印度女性教徒的传统服装，通常以一条长布当裙子，穿着时有一端还可以披裹上身，有各样的色彩和各式的质料。

]，而孩子们则穿上了波希式样的上衣及裤子。当然，每个人都要穿鞋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才逐渐习惯这件事。鞋子让他们觉得夹脚，脚趾也疼，而袜子还散发着汗臭味。[通常情况下，印度教徒不论男女都是终年赤足的，尤其在室内，穿着鞋袜是大不敬的行为。

]当他们提出反对这些的理由时，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说辞反驳他们。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能让他们信服，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而让他们屈服。他们同意改变穿着，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同样，他们颇不情愿地在饭桌上使用刀叉（通常印度人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后来，待到我对这些“文明”的迷恋消失以后，他们就立即放弃使用刀叉了。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适应，从新的生活方式又回到旧的上去，对他们而言也是同样麻烦的。然而如今我已明白，抛弃掉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反而会感到更加自在和轻松。

与我们乘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去见他们以及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归我的委托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不受限制。

这条船直航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我们的航程只用了十八天。然而在距离纳塔耳还有四天航程的海上，我们却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上岸后在陆地上所要遭遇的现实风暴的一种警示。南半球的12月是夏季雨季的月份，因此在这个季节的海上遇到大大小小的暴风雨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这次我们遇上的暴风雨却是那么的猛烈漫长，乘客们全都开始惶惶不安了。船上出现了神圣庄严的一幕：所有人面临着共同的险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所有人都只想到了一个唯一的神。有人许下了各种誓言，而船长也同乘客们一起祷告。

船长向我们保证，尽管这次的风暴很危险，但以前有过几次比这更危险的处境，他都安然度过了。他还向我们解释，一条造得好的轮船是可以抵御任何坏天气的。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无法给大家带来安慰。每一分钟都听得见类似于爆裂或漏水的响声。而且这条船颠簸摇晃得相当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倾覆。甲板上早就没有人了。每个人嘴里发出的唯一的呐喊就是“神灵保佑啊”。我印象中，这场灾难延续了约有二十四小时。后来天终于放晴了，最后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的脸上重现了笑容，随着惊恐的消逝，“神灵保佑啊”的话也从他们嘴里消失了。吃喝、唱歌、玩乐又成了生活的常态。没有了对死亡的惧怕，原先一刻也不停的虔诚的祷告也让给了“玛亚”（Maya）[印度哲学中很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无法翻译出来，但在英文中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通常的“纳玛滋”（Namaz）[《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和其他祷告还是有的，但先前的那种庄严神圣已经没有了。

然而这次的暴风雨却使我和别的乘客们有了紧密的联系。我并不十分惧怕这次风暴，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不怎么晕船，所以能够在乘客之中穿梭奔走，照料他们，安慰他们，并把船长发出的一小时一次的航行情况通报给他们。看到后面读者就会明白，此时和大家结下的友谊对我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那天，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号也在同一天到达了。

然而真正的风暴就要来了。

五十六另一种风暴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或19日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按照规定，乘客需经过彻底的健康检查后，才能在南非的任意港口上岸。如果船上有任何一位乘客感染了传染病的话，这条船就得被隔离一段时间。而我们起程时，孟买正在流行鼠疫，因此我们都很担心被隔离。在进行健康检查以前，每条船都得挂上一面黄旗，经医生确认船上的乘客都很健康以后，才可以把黄旗降下。也只有等到这面黄旗降下，乘客的亲友才能上船接他们。

当医生上船来为我们做检查时，照例在船上挂起了黄旗。医生要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他认为鼠疫病菌最长可以存活二十三天。因此我们的船需要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二十三天之期期满为止。其实这次隔离不单是出于卫生上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杜尔班的白人起了**。这此隔离的原因之一便是源于这场**。每天达达·阿布杜拉公司都会派人来通知我们城里发生的事情。每天白人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同时甚至还利诱达达·阿布杜拉，说只要公司让这两条船的人返回印度，他们便赔偿公司全部的损失。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没有在恐吓面前屈服。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当时是公司的股东经理，他想方设法要使这两条船停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都能登岸。那时他每天写信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幸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现已故）当时专程到杜尔班去接我。他精明能干，而且无所畏惧，是印度侨团的领导者。侨团的律师劳顿先生同样也是一个无畏的人。他强烈地谴责当地白人的行为，他不但是一位受聘的律师，而且更是一位真正的在帮助侨团的朋友。

如此一来，杜尔班成为实力悬殊的双方决斗的一个场所。一边是人数上占少数的、贫穷的印度人和个别的支持他们的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为数众多的白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受教育程度上和财富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还得到了纳塔耳政府的公开支持，内阁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甚至公开参加他们的集会。

实际上，这次隔离是想通过对乘客或船只代理公司的威胁恐吓，达到迫使乘客返回印度的目的。这时白人开始威胁我们了：“如果你们不肯回去，一定落得个被抛到海里的下场，但是如果你们同意回去，还可以拿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中间走动，鼓励他们，还送了慰问函给“纳德利”那条船上的乘客。

他们都保持着镇定和勇气。我们在船上给乘客们安排了各种的游戏，大家的心情都得以放松。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和我的家眷是受邀的主宾。宴后，我发表了讲话，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当时的场合并不适合发表一通严肃的演说，可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好说。我和大家一齐欢度节日，但是心里牵挂的却是杜尔班的战斗，因为我是这场战争里真正的主角。白人反对我的两个理由是：一、我在印度时，过度谴责了纳塔耳的白人；二、为了让印度人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了两船人到这边来定居。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也知道为了我，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正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而乘客们的性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的家眷也同样陷入了危境。但是这绝对是冤枉我。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乘客到纳塔耳去。上船前，乘客中除了一对夫妇是我的亲戚之外，船上数百名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都不知道。

在印度时，我所有关于纳塔耳的白人的言论在纳塔耳都曾说过。何况我说过的话更有无数的事实为证。因此我对纳塔耳白人所代表的、所拥护的那种文明感到由衷的悲哀。我心中一直都有对这种文明的想法，所以就借着这个小小的宴会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其他朋友都耐心地倾听我的发言，也接受了我的基本精神。不知道这一席话后来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再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官员又长谈起西方的文明，我在演讲中把西方文明表述为一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和东方文明风格迥异。那天现场提问的宾客坚定了我的信念，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船长向我提问：“如果白人当真兑现了他们的威胁，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坚持得下去？”我答道：“我相信神灵会赐给我勇气与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必诉诸法律。我不跟他们生气，只是他们的无知、狭隘让我很难过。白人应该是发自内心地认为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正确合理的，所以我更没必要和他们呕气。”

听完我的回答后，提问题的人笑了，可能是他不以为然吧。

一天一天地，日子就这样拖下去。隔离期满的日期始终没有确定。执行隔离的官员却说这事已不归他管了，只要政府批准，他马上就会准许我们上岸。

我们终于收到了最后通牒。白人们说，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得屈服。乘客们和我的答复都相同，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有权在纳塔耳港口上岸，并向他们暗示了我们甘冒任何代价也要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在二十三天隔离期满那天，这两条船获准进入港口，允许乘客上岸的命令也传达了下来。

五十七考验

后来这两条船就开进码头了，乘客们纷纷上岸。然而船长听艾斯坎比先生说，白人还是很记恨我，我还是有生命危险，最好是等到黄昏再携家属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会护送我们回家，我答应按照船长的通知办。可说完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劳顿先生找到船长，对他说：“如果甘地先生不反对，我希望我们能一起上岸。我是这家船行代理公司的法律顾问，我觉得艾斯坎比的意见不一定可取。”然后他找到我，对我说，“如果你不害怕，我觉得你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走一步，坐车去罗斯敦济先生家，而我俩则徒步跟在他们后面。我完全不赞成你偷偷摸摸地在夜里进城，我想不会有人伤害你的。现在天下太平了，白人们全都散了。总之，我的看法是你不应该像小偷一样进城。”我立刻同意了这个提议。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平平安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家了，船长允许我走之后，我便随劳顿先生上岸了。罗斯敦济先生的家距离码头有2英里的路程。

我们一上岸就被几个青年认出来了，他们喊着我的名字。紧接着有五六个人过来和他们一起喊。劳顿先生担心人越来越多事情会不好处理，便叫来人力车拉我们走。我向来不喜欢坐那个，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但是青年们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说要杀了车夫，车夫赶忙逃走了。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走，而人却越聚越多，终于包围了我们。他们先把劳顿先生抓住，拉开他，然后往我身上扔石子、砖头和臭鸡蛋，甚至还有人把我的头巾扯下来，有人则对我拳脚相加。我瘫倒了，后来抓住房子的一根栏杆，支撑着爬起来站着想喘口气，可不行，他们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位与我相识的警官的妻子碰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走过来，尽管当时没有太阳，她却把伞打开，然后站在这些人和我中间。如此一来，阻挡了这群暴徒的野蛮行径，他们再要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却又打到我就很困难了。

有一位印度青年看到了当时这个情形，赶忙去报告警察。亚历山大警官派了一队警察围在我身旁，把我安全地护送至目的地。幸好他们赶来及时。警察局就设在我们这条路上，当我们到那里时，这位警官曾叫我暂时躲避在警察局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没同意。我对他说：“一旦他们认识到错误，事情一定会告一段落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理的。”在警察的护送下，我到了罗斯敦济家，再也没有被伤害。当时我浑身是淤痕，又青又紫，但只有一个地方流血破皮了。当时在场的还有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他尽最大的努力替我医治。

虽然房内很安静，但是屋子外面围满了白人们。天色已晚，外面躁动的群众还在高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找到甘地。”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在现场试图控制局面了，他不靠威胁，而是用调笑的方式来力图稳住人群，虽然他也很焦虑，还传话给我：“要想使你朋友的房屋财产得以保全，要使你的家属平安，你得化装逃出这个屋子。”

于是在同一天内我遇到了两种矛盾。当生命受到威胁还是一种假设时，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去面对它，我接受了他的劝告。而当这种危险真的成为事实时，另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相反的劝告，我却也接受了。谁能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保命，还是害怕威胁到朋友的生命财产以及我妻儿的性命呢？一开始时我勇敢地面对那群人，而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分得清这两种做法的对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