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相信我写下这些故事是出于神的指示，现在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我原本打算把这一章的标题用在前一章，但是我在写作时，意识到在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历之前，我应该写一个像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也没改标题。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时，我又遇上一个新问题。关于我要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到底该写哪些事情，该略去哪些事情呢？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无意间把相关的事情漏掉了，就会掩盖了真理。但很难判断什么是相关的事情，因为关于如何写才算恰当，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今天我深切地感受到多年前读过的“不宜把自传当做历史”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本自传里，我没有记录下来记忆中的一切。谁能告诉我为了真理，究竟应该写下什么，又省略什么呢？我在法庭上提供的关于我生平某些片断的证据，又有何价值呢？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仔细检查我已写成的几章内容，他也许会突出这些问题；如果遇到一位挑剔的评论家，他会自鸣得意地把“我的许多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

我有段时间开始犹豫是否还要继续写下去。但是只要还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就必须得继续写下去。我要遵循圣哲的格言：凡事既然开始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除非从道德上证明了它是错误的。

我写自传不为取悦批评家，写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真理的一种体验。不可否认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给我的同事们留下一点安慰和回忆的素材。我就是顺应了他们的愿望才着手开始写作的。倘若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南德一直坚持他们的意见，也许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所以倘若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决定，那他们也该与我一起分担责难。

现在回到正题吧。正如曾有好多印度人像家人一样同我一起住一样，在杜尔班时，也有好多英国朋友同我一起住。并非所有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非在每件事情上都很明智，也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既有印度人带给我的也有欧洲人带给我的，我并不遗憾自己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尽管有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尽管我时常给朋友们带来不便和烦恼，我从未改变过自己的态度，朋友们同我相处时也很包容我。当我与陌生人来往而让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对朋友们加以责备。我认为信仰神灵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自己信仰的神灵，必须怀着足够的超脱去与别人共同生活。这样的生存能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不能回避这种难得的接触机会，而是应该以为他服务的精神来相处，这样才能让大家感受不到拘束。

波耳战争爆发时，虽然我家中已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从约翰内斯堡来的英国人，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是吉特庆先生，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到他。这些朋友们常让我的妻子觉得自己悲惨，不幸的是，由于我的缘故，她还要经受很多这种考验。头一次有英国朋友像家人那样同我亲密地住在一起。留学英国时虽然我住在英国人家中，但那时我是努力在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多少有点像是住在国外。但现在情形颇为不同，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的家人，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采用了印度人的方式，虽然这个屋里的设备都是西式的，但生活方式主要是印度式的。我还记得把他们视同家人确有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我家里，他们绝没有什么不便，完全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比在杜尔班深入得多了。

八十九同欧洲朋友的亲密往来（下）

在约翰内斯堡时，我一度雇用过四个印度职员，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他们更像是我的儿子。即使有这么多人，还是无法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打印机就不行，可只有我会打字。我设法去教两个职员，但因为他们的英文水平太差，所以一直不合要求。此后我想训练一个职员当会计。我无法去纳塔耳找人，因为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也不能进入德兰士瓦，而我也极不愿意为此事去巴结负责发证的长官。

我分身乏术。事情堆积如山，无论怎样勤奋工作，还是不足以应付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中的事务。我很想雇用一个欧洲人当职员，但不知有没有白种人愿意为我这个有色人种做事。无论怎样我决定试一试。我找到一个认识的打字机代理商，请他帮忙找一个速记员。那有许多女速记员，他答应帮我找一个合适的试试看。他遇到一位名叫狄克的苏格兰女子，刚从苏格兰来的，很需要工作，随便去哪里工作都行。于是那个代理商便叫她来见我。当时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介意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她的答复很坚定。

“你的期待薪酬是多少？”

“17镑10先令会不会太多了？”

“如果你能完成我所需要的工作，这工资不高。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随时可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很开心，马上口述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以后，她便像是我的女儿或姐妹一样，而不仅是一个速记员。我挑不出她工作中有什么毛病，我常叫她处理高达几千英镑的现金业务，还把账本交给她来管理。我完全信任她，不单因为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可能还在于她把自己内心深处私密的思想感情都讲给我听，连选定丈夫的事也要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有幸为她主婚。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后，不得不离开事务所了，但即便在婚后，当我实在忙不过来时，只要找她帮忙，她从不拒绝。

不过现在我得找一个速记员来代替她工作了，幸而我经由克伦巴赤先生介绍又找到了另一位女子，史丽新小姐。关于克伦巴赤先生，后面我还会谈到。她现在在德兰士瓦的一个中学当老师。她来我这里时，只有十七岁。她的脾气有一点古怪，有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都没法忍受。与其说她是来当速记员的，倒不如说她是来积累经验的。

她禀性中没有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她似乎也不在乎年龄和经验。她甚至敢毫不犹豫地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呵斥一个人。她的粗暴常常让我陷入困境，不过她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又能把问题消除。她打出来的信，我常常不再审核一遍就签发了，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要好，而且充分信任她的忠诚。

她极具牺牲精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她所得的薪酬不过6英镑，但她总是不肯接受每月多于10英镑的薪水。每次我劝她多拿一点工资时，她总会责怪我：“我不是来这里问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工作是因为我愿意同你一起做事，我欣赏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从我这里支取了40英镑，可她一定要将其视为欠款，而且在去年把这笔钱全部还给了我。

她的勇气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平生有幸遇到几个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品格像水晶般洁净，她们的胆识可以让战士失色，史丽新便是其中的一个。现在她已长大成人。现在的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已不像从前那样那么清楚地知道了，但同这位年轻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属于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所以如果我不把自己所了解的她的为人说出来，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日日夜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操劳。黑夜来临时，她还要独自外出工作，倘若有人提议派人接送她，她会很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勇敢的印度人都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几乎所有的领导者都被抓进监狱里了，多亏有她领导着这个运动。她领导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封信件，还要操持着《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懈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停。现在我要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戈克利熟悉我所有的同事。他喜欢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时常夸奖他们。然而在所有同事之中，既包括印度人也包括欧洲人，他最欣赏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到像史丽新小姐这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又无所畏惧的人。在你所有的同事中，在我眼中她应当位列第一。”

九十《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叙述和其他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以前，我得先讲两三件重要的事情。狄克小姐一人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在工作上的需要，我仍需要更多的帮助，前几章提起的李琪先生，他跟我很熟，本是一家商行的经理，后来听从了我的意见，离开了那家商行来跟我做事，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这时马丹吉特先生倡议创办《印度舆论》，来找我征求意见。他早已开办了一个印刷厂，我赞成了他的建议。于是杂志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担任第一任总编辑，但是这个刊物的实际运营工作却必须由我来负责，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做不了这些事，他在印度办过多份报刊，有很丰富的经验，但只要有我在那里，他便不肯冒险为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发表社论文章。他很佩服我的见解，于是便把社论专栏交给我。《印度舆论》直到今天仍是周刊，一开始以古遮拉特文、印度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出版。不过我认为泰米尔文版和印度文版没有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留下欺诈的印象。

我原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办杂志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资金做后盾，杂志要想继续出版是很困难的。所有人都知道，虽然我不是这本杂志的正式编辑，但实际上杂志的经营管理由我负责。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创刊倒也没什么，可是一旦办了几期后中途又停下来，那不光是一种损失，更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为杂志注入资金，直到后来差不多花光了我所有的存款，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每月要汇出75英镑。

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本杂志对印度侨团作了不少贡献，我们没有将其作为商业性的事业来运营。由于它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所以它的变化能够代表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当年的《印度舆论》就同今日的《青年印度》、《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周接着一个周，我投入自己全部的心血去写专栏，宣扬我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解。在它出版的十年间，即从1904到1914年，除了在我被投入监狱时曾有间断外，几乎每一期《印度舆论》上都有我的文章。我印象中，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随性写出的东西。这份杂志已成为我训练自制的好场地。对于朋友们而言，它是了解我的思想的一个媒介。

批评家们很少在里面找到可以非议的东西。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也跟着它走。如果没有这本杂志，也许我们就发动不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读者希望从杂志里获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准确情况，也想从中知道南非印度侨民的真实处境。对我而言，它成为我研究人类本性的一种手段，我一直想在编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一条亲密而单纯的桥梁。我常会沉浸在流露出真情的读者信件中。由于人们的性情各有不同，有的来信是亲切的关怀，有的则是严厉的批评，也有的是沉痛的诋毁。去研究、消化和答复这些信件是对我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感觉到了整个侨团的思想。与读者通信使我彻底明白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使未来的运动更行之有效，而且具有无可抗拒的尊严。

《印度舆论》创刊的第一个月，我便意识到办杂志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出版业是一股伟大的力量，正如洪流能摧毁村庄和庄稼，一支不受约束的笔也能毁坏一切。如果约束的力量来自外界，那会比没有约束的危害更严重。只有来自内在的约束才是有益的。如果上述说法是对的，世界上还有多少报刊能经受这种考验？只是谁又能阻止那些无用的报刊呢？而且谁应当是裁判呢？正如善良和邪恶并存在这个世界上，有用的和无用的也并存着，人们必须靠自己来作出选择。

九十一苦力集中地还是“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