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索拉博吉这一席谈话是那位长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后发生的。几天后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濒临破裂。经过十四天的绝食以后，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常常要走2英里左右的路程才能到指定的训练地点，因此得了胸膜炎，身体非常虚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参加周末的露营训练。有一回别人都留下训练了，我因为太虚弱就回家了，然后就发生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那位长官开始随意发威了。他叫我们牢记，不管是军事的训练还是非军事的，所有事情都归他负责，还要让我们尝尝他的厉害。索拉博吉急忙找到我，说他受不了这种粗暴的做法。他说：“通过你发下来的命令我们才肯听，还在训练营里他们就给我们下这么多荒唐的命令。那些负责指挥我们的牛津青年和我们有严重的冲突。我们必须和长官讲清楚这件事，否则就无法待下去。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志愿者们可不愿意服从那些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自尊去做事实在太过分了。”

我找到长官，向他表达我们的意见，请他注意到这些问题。他让我把意见写下来给他，同时让我通知大家：“反映意见的正当程序应该是通过已被任命的小队长，再由他们通过指导员转达给我”。

我的答复是，我并不需要什么权力，从军事意义上，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但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获允担任非正式的代表。同时我还跟他说了大家对任命的小队长非常不满；应该召回这些小队长，让救护队来选举小队长，然后再提请指挥官批准。

我没有说动那位长官，他坚持认为由选举产生小队长是违反军纪的，撤销已经下达的任命更是不可能。

于是我们召开会议，决定抵制他们，我告诉大家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严重后果，但大多数人还是赞成抵抗。除非撤销任命的小队长，让救护人员自己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否则大家就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给长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他拒绝我的建议让我感到很失望。我向他保证自己并不想要什么权力，只是为了做事。我还给他举了以前的例子。我指出在波耳战争期间，虽然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也是没有官衔，但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从未发生过什么争执，上校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总会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想法。我还向他汇报了前一天晚上通过的决议。

这封信无济于事，长官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是对纪律的严重挑衅。

于是我给印度事务部大臣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也发给他。他回信解释道，那里跟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让我注意，按照规定，小队长是由长官任命的，不过他向我保证，如若将来再任命小队长，长官会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关于我们的信息还有很多，不过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想说明的是，我这次的经历同我在印度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在长官的威逼利诱之下，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一些举手赞成抵抗决议的人屈服了，又回去接受训练了。

就在此时，一大批伤兵突然被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急需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在长官的说服下，一些人去了尼特利医院救助伤兵，其他人拒绝了他的命令。那时我正在家养病，但与救护队的人都保持着联系。副国务大臣罗伯茨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专程来看过我几次，他竭力劝说我做一做救护人员的工作，好让他们尽快去医院帮忙。他提议让这些人单独组成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就直接对长官负责即可，这样就不存在有损自尊心的问题了，出现问题时政府是会出来调解的，但希望救护队尽快到医院去照顾那一大批伤兵。这个建议还不错，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很赞同这个提议，因此那些没去的队员就都去了。

只有我没去，躺在家中养病。

一百一十八戈克利的仁爱

上一章提到我在英国得了胸膜炎。不久后戈克利便回到伦敦了。我和克伦巴赤常去拜访他。我们谈论的话题多数是关于战争的，克伦巴赤非常熟悉德国的地理，游历过欧洲很多地方，常在地图上给我们指出与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的胸膜炎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话题。即便在那时，我的饮食实验也没有中断。我每天只吃落花生、煮熟的或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等，完全戒食牛奶、谷物、豆类。

为我治疗的是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他总是劝我喝牛奶，吃谷类，我坚决不同意。戈克利听说了这件事，他不理会我吃水果餐的理由，让我遵医嘱。

对我而言，戈克利的嘱咐是很难反驳的。他是不允许别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请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我和克伦巴赤回到家里，商量着究竟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他一直和我吃素食，他也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看得出为了我的健康考虑，他也赞成我停止实验。所以我得听从内心的声音。

我想了一晚上。放弃实验就等于放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全部理想，而我的理想并没有错。可是在戈克利的压力下，问题在于我应该如何修改我的实验。最终我的决定是，如果我的饮食实验背后的动机是出于宗教信仰，我就坚持实验。而那些动机复杂的地方，我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戒食牛奶主要是宗教上的原因。我眼前又出现了加尔各答的养牛人从母牛和水牛身上挤下最后一滴奶的残忍画面。我还觉得既然动物的肉不是人类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该是人类的食物。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作了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定，心情轻松多了。我有点害怕见到戈克利，但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的。

那天晚上，我和克伦巴赤去国立自由俱乐部见戈克利。他一见我，第一句话便问：“怎么样，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声音很小，但语气很坚决地回答道：“您的所有意见我都愿意接受，但在这件事上我请求您不要勉强我。我绝不喝牛奶，不吃奶制品和肉类。即便因为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我也不后悔。”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戈克利问道。

“恐怕我不能作其他决定了，”我说，“我知道这个决定会使你难过，真的请您谅解。”

听了这话，戈克利相当难过，但他宽容地说：“我不赞成你的决定，也看不出有什么宗教的意义在其中。不过我不勉强你了。”说完这些，他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说，“请别再为难他了。在他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行。”

这位医生无可奈何地劝我喝加一点阿魏树脂的绿豆汤，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喝了一两天后，我的疼痛有增无减。我觉得可能是药不对症吧，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还是继续使用着外敷药，多少能减轻一点痛苦，总的来说，我的固执确实让医生感到很困扰。

此时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伦敦的十月浓雾。

一百一十九胸膜炎的治疗

胸膜炎的长期不愈令人不安，我知道要治好它光靠吃药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习惯并辅之以外敷药。

我去拜访著名的素食者艾利生医生，1890年时我曾见过他，他治病主要是靠调理饮食的方法。他为我做了仔细的检查。我跟他解释了我发誓不喝牛奶的原因。他鼓励我：“没必要喝牛奶。我希望你一段时间不要吃含脂肪的东西。”他建议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洋葱以及其他青菜，还有新鲜水果，主要是橘子。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无法嚼碎，就捣碎了再吃。

我按照他给的食谱吃了三天，但是我不习惯吃生的蔬菜。我的身体状况妨碍我对这项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判断。吃生的蔬菜令我心神不安。

艾利生医生还建议我整天开着窗子，用温水洗澡，用油摩擦痛处，每天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在室外步行，我乐于尝试这些建议。

我家中都是法国式的窗子，如果把它们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而且扇形窗也不好开，于是我就把玻璃打碎，放新鲜空气进来，还把窗子开到雨淋不进来的程度。

这些办法使我的健康有所好转，但并未完全治愈。塞西丽亚·罗伯茨夫人偶尔会来看我，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她极力说服我喝牛奶，但是我坚决拒绝，她便为我寻找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向她推荐麦芽粉，向她保证说这是一种化学制品，与牛奶毫无关系，但具有与牛奶相同的营养价值。我知道塞西丽亚夫人非常尊重我的宗教习惯，所以我绝对相信她，就用水冲一杯麦芽粉试喝了一口，感觉这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再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用牛奶制成的。于是我只好放弃。

我告诉了塞西丽亚夫人这件事，请她不必为此感到抱歉。可她还是急忙赶来向我致歉。原来她的朋友根本没有仔细看说明。我安慰她，并为我不能接受她好心找来的食物而向她致歉。我向她保证，因为误会而喝了牛奶是不会让我产生罪恶感的。

我与塞西丽亚夫人的友谊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不多谈了，还记得在经受考验和情绪低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凡是信仰神灵的人，都能在经受考验与忍受失望之时，在他的朋友身上看到神灵的慈悲，于是他就会化忧愁为欢乐。

艾利生医生第二次来看我时，放宽了他的限制，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是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愿意，也可以煮饭菜，我非常愿意做这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远不能使我痊愈。我还是需要细心的照料，因此我不得不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躺在床上休息。

梅赫达医生有时也来看我，他给我提了一个长期的治疗建议，但我没接受。

日复一日地，我的病就这样拖下去。有一天罗伯茨先生来看我，极力劝我回国：“看来你大概不能去尼特利了。往后的日子更冷呢，我强烈建议你回印度，只有回去你才能痊愈。等你病好了，如果战争还在继续，你还有很多贡献力量的机会。当然，我认为你现在已经作出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罗伯茨的建议，准备回印度。

一百二十回国

克伦巴赤先生原本是想去印度才伴着我来英国的。我们一直一起住，当然也想搭同一条船回印度。然而当时德国人正受到严格的监管，我们也不知道克伦巴赤能不能弄到护照。我想尽了办法，罗伯茨先生也为此奔走，他曾给印度总督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此事，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地回答道：“印度政府难冒此险。”我们都明白这个答复的意思了。

不得不与克伦巴赤分离的这个事实让我非常难过，但是他比我更难过。如果他能随我去印度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如今一定过着简朴快乐的农夫和纺织工的生活了。现在他还在南非过着跟原来一样的建筑师的生活，生意还是很好。

我们打算坐三等舱，但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却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了二等舱。

我们装着从南非带来的坚果准备在路上吃，不过没有派多大用场，因为船上一直供应新鲜水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生用石膏结结实实地绑住我的肋骨，吩咐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拆开。头两天我还勉强戴着，可戴着它实在不方便行动。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取下石膏，恢复了进行必要洗漱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还是坚果和水果，我明显发觉自己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当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虽然我依然很虚弱，但已经脱离危险了，于是我开始逐渐增加运动量，我的身体之所以能好起来，我想应该归功于温带清新的空气。

不知道是出于过去的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发觉船上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是我此前没有见过的。我曾有意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但大多限于一般客套的寒暄。几乎没有过从前我们在去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那种诚恳的交谈。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英国人已经有意无意地以为自己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属于被统治的民族了吧。

我真想早点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船一到亚丁，我们就感到好像已经到家了一样。因为我们在杜尔班认识了亚丁人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与他和他的夫人也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后我们就到孟买了。阔别十年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言语实在很难表达出那种快乐的心情。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开了一个欢迎会，虽然他身体不好，却还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殷切地希望能与他共同作战，亲密合作，因此我感到非常轻松。然而命运却为我们做了另外的安排。

一百二十一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叙述我回到印度的生活经历前，我觉得有必要追述几件在南非时发生的事。

有几个律师朋友让我谈一谈当律师时的往事。值得记述的事情太多了，若是全都写下来，能写一本书，那就超出我写作的范围了。但是追述这些带有实践真理性质的事情，倒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