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她们作了说明，我希望她们做的工作，并不是教儿童文法，教他们读、写、算，而是教他们清洁与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言，古遮拉特文、印度文和马拉提文的字母表并没有她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的差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孩子们一些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带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体验也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激发了她们对教师工作的兴趣。阿望蒂克白主管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了，发挥了所有的聪明才智来教育这些孩子们，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来了解农村妇女。

兴办小学来教育农村儿童还不够。改善这里的卫生状况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农村是很不卫生的，路边堆满了污物，水井的周围竟然泥泞不堪，臭不可当，连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无处落脚。上了年纪的人最需要干干净净的，他们全都得了各种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卫生清洁工作，并设法深入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里需要医生。我请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生暂时派到这里。本来我们俩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当即答应在这儿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师们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所有的朋友们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不过问有关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其他事情。农民有什么事情都叫他们直接来找我，谁也不要超越自己的职权。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在遵守这些纪律。我不记得有谁因为不守纪律而让我为难。

一百四十二深入农村

我们尽可能给每个学校安排一位男教师和一位女教师。他们必须负责教学、医疗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则都由妇女来完成。

医疗工作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由于资源有限，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者的仅有的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是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病人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疥疮之类，则先洗净患处，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可将药品带回家。若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生。德夫医生每个周都到各地区义诊。

有不少人享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服务。这里没有什么流行病，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应付了，用不着请专家来帮忙，因此我们的工作办法并不奇怪。而对于这里的农民而言，这种安排就是他们最需要的了。

卫生工作却成了难事。人们不准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田地里的工人们也不肯做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不过德夫医生不是一个轻易灰心的人。他决定先做个示范，就和志愿者们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清理得特别干净。他们清扫道路和庭院，清理水井周围的环境，填平附近的水沟，和颜悦色地劝导村民们自行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有些村子的村民因此而感到很惭愧，不得不出来做这样的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村民非常热心，他们甚至准备修路，以便我的汽车能各处通行。这些可喜的变化背后，却也并非没有掺杂着由于某些村民的漠不关心而产生的痛苦体验。有些村民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喜欢做这种工作。

在这里插一个小故事，我过去也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比提哈瓦是当地的一个小村庄，那儿有我们开设的一所学校。碰巧我有一天到这个村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里去，发现那个村里的妇女穿的衣服都很脏。于是我让我的妻子去问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衣服洗干净。有一个妇女领着我的妻子去了她家，就是一个茅草屋。她说：“你瞧，我家没有箱子，也没有衣柜。我身上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衣服，洗了之后我换什么呢？请让玛哈德玛吉给我买一条纱丽，我一定会天天洗澡，每天都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屋是很多印度村庄的典型。印度有很多这样的穷人，无数的茅草屋，屋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破布遮身。

我还想谈一件事。三巴朗是一个盛产竹子和茅草的地方。比提哈瓦的小学校舍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一天夜里，有人放火把房子烧了，可能是附近种植园主干的。大家都觉得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盖房子了。这所学校归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苏曼先生决定要再盖一座“洋灰色的砖瓦房子”，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果然在很短时间内盖起了一座砖房子。现在用不着担心房子会被烧毁了。

这些志愿者无私地投入学校建设、改善公共卫生和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的工作中，取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给村民们带来了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三巴朗，并没有实现把这些建设性的工作搭建在一个永久基础上的愿望。志愿者的服务都是短期的，我又很难能从外面招募更多的志愿者来补充，而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愿意长期从事这种荣誉工作的人。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结束，外面又有一堆新的工作等着我。尽管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发挥着影响力。

一百四十三遇到一个好官

前面几章里记述了我们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与此同时，记录农民疾苦的调查工作也在进行着。我们手上有大量的证据，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严重刺激了种植园主的神经。他们想尽办法来阻碍我们的调查工作。

有一天，我收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函，信中写道：“你的调查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辞还算客气，但是用意非常明显。我回信说，调查时间势必要延长，除非政府采取行动使人民的痛苦减轻，否则我不会离开比哈尔。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要么承认农民的疾苦，并为他们解决问题；要么就是承认农民提出的案情，立即成立一个官方调查团展开调查。

副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他表示政府愿意成立调查委员会，并邀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了其他的委员都是谁之后，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后决定加入调查委员会，但是附有以下条件：调查期间，我可以自由地与我的同事们商谈；虽然我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辩护人的身份；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令我满意，我有权领导农民，并引导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上述条件，随即宣布调查委员会成立。弗兰克·斯里爵士（现已故）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调查委员会是站在农民这一边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从农民身上盘剥的收入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归还农民的所得，并建议在法律上废除“3卡塔”制。

最终调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全体通过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执行，盖德爵士功不可没。若非他持有坚定的态度，并运用他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很难求得一致通过，土地改革法也没那么容易通过。种植园主们根本不理会这份报告，顽固地抵制土地改革法，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终于使报告书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近一百年的“3卡塔”制终于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统治”也完结了，一向被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了，而认为佃农身上靛青的污渍永远都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说法也破除了。

我原本打算继续留在三巴朗做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多开办几所学校，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生活。底子都已经打好了，但是与往常一样，我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计划，神灵就做了另外的决定，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

一百四十四与劳动者接触

当我还在处理委员会的收尾工作时，收到了穆罕拉尔·潘迪亚和尚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信，信上说凯达县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租，请我去指导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在我没有进行实地调查以前，我不想轻率发表看法，我决定去凯达县观察一下再说。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安娜舒也朋夫人的来信，信中提到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悲惨遭遇。工人们的工资太低，他们早就要求涨工资了，但始终没有结果，希望我过去指导他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但是路途这样遥远，我又不熟悉情况，所以即便是很小的事情，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解决好。于是我决定先去阿赫梅达巴，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快就做完这两件事，然后返回三巴朗去监督刚刚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远非我期望中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再回到三巴朗去了，结果，那儿的学校一个个被迫关闭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的设想，此刻全都幻灭了，成了空中楼阁。

除了继续推进农村的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外，我们理想中的工作之一还有在三巴朗开展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观察到护牛和宣传印度文早就成为马尔瓦底人极其关心的事了。在贝提亚时，有一位马尔瓦底朋友在他的“福舍”里招待我。当地人办的养牛场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关于护牛运动的想法在那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这个想法至今未变。我觉得，护牛包括畜牧饲养、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对待耕牛、组织模范养牛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答应过我要在这个工作上全力支持我，但是由于我自己不能返回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搁浅了。

贝提亚的牛奶场依然还在，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养牛场，三巴朗的耕牛仍然承担着超越其承受能力的工作。而所谓的印席教徒们还在虐待那些可怜的动物，并且侮辱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对我而言，没有落实护牛运动始终是一个遗憾，每当我再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委婉的责备时，再想起那么多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不由得深为叹息。

很多地方还在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然而护牛运动的基础不牢固，因此并没有朝着我预定的方向发展。

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中，我决定先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

我进退两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难处理。安娜舒也朋夫人不得不与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对抗，他代表的是工厂老板一方。我和他们二人的关系都不错，要让我与任何一方进行斗争实在都是很困难的事。我和厂方商量过，并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纷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结果。

无奈我只好劝导工人们继续罢工。在此之前，我已经与工人们以及他们的领导者有了非常密切的接触，我跟他们说，要想罢工胜利，必备的条件是：

www.youxs.org。

www.youxs.org。

www.youxs.org。

www.youxs.org，必须坚定不移，在此期间，应当依靠其他正当的劳动来维持生活。

工人们的领导者接受了我的建议，工人们则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宣誓，除非厂方答应他们的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纠纷提交仲裁，否则他们绝不复工。

在此次罢工期间，我结识了瓦拉白·巴特尔和尚卡拉尔·班克先生。而我早就认识安娜舒也朋夫人了。

我们每天都在沙巴玛第河边的一棵大树下召开工人们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成千上万，我在发言中总是不忘提醒他们，要遵守誓言，保持和平与尊严。他们每天都在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示威，举着一面大旗，旗子上面写着“绝不违言”。

此次罢工持续了二十一天。罢工期间，我没有放弃去与工厂老板沟通交流，希望他们能够公正地对待工人。可他们总是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与工人的关系就像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方插手我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有仲裁的余地？”

一百四十五学院搬迁

在进一步介绍有关劳工纠纷的情况前，有必要讲述一下有关学院的情况。即使我在三巴朗时，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学院，有时我还匆忙地回去看一看。

那时学院在科赤拉布，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突然爆发了传染病，我意识到了学院里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危险。无论我们把学院里面清理得多么干净，但是校外的卫生条件实在很差，孩子们不可能不被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劝导科赤拉布的人保持卫生清洁的环境，也没有条件为这个村子做点别的事。

我们的愿望是把学院搬到离开城市和村庄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管理，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已经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搬到自己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