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除农民的恐惧心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官员们并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的薪水是从纳税人交纳的赋税那里获得的。但是要让他们领悟文明和无畏的精神结合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他们消除了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因自己曾经受到的侮辱而去报复官员？如果他们不采取文明的行为，那就破坏了非暴力主义的宗旨，就好像一粒砒霜掉进牛奶里似的。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文明的领悟能力远比我想象中的要低。无数次的经验告诉我，文明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最困难的部分，在这里文明所指的并不是斯斯文文的外表，而是对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这样宽广的胸怀应该在非暴力不合作者的每一步行动中体现出来。

运动刚开始时，人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很高，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政府似乎不为所动。渐渐地政府观察到人民的坚定意志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开始紧张了，就使用高压的手段来镇压这场运动。税务官们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一切能带走的东西，还派人到处张贴和散发处罚的通告，很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了。农民变得惊慌失措了，有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遵照官员们的指示将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路边，以便让经过的官员们拿去抵押税款，还有一部分人打算斗争到底。

事情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尚卡拉尔·巴立克的一个佃农交纳了田赋。这件事引起了参与者的不安。尚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错误，捐献了那块已交了田赋的土地以供救济，既挽回了他的荣誉也为其他人树立了好榜样。

为了让那些被政府恐吓的人们的再次鼓起勇气，我建议他们在穆罕拉尔·潘迪亚先生的领导下，把被政府当做抵押品的洋葱提前收割。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文明的不服从，但是即便如此，我认为即便政府是依照法律规定来征收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在道德上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无异于一种掠夺，所以人民有责任收割自己的洋葱，对抗这种无理的规定。人民也可能被罚款或是遭受拘捕，这些都是与政府对抗的必然结果。穆罕拉尔·潘迪亚的心意也正是如此，他不希望看到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而被捕，就这样运动悄悄地结束。所以他和七八个朋友自告奋勇地去收割洋葱。

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管。穆罕拉尔和他的同伴们都被捕了，这件事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当人们连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他们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以示抗议。潘迪亚和他的同伴们被判处短时间拘禁。我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错误的，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是刑法定义上的“盗窃罪”，然而我们没有提出上诉，因为我们以避开法院为原则。

他们入狱那天，很多人来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迪亚先生从此被人们尊称为“洋葱贼”，直到今天他还享用着这个光荣称号。

我会在下一章记述关于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果。

一百四十九凯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

这次运动的结果令人意外。显然群众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我有点犹豫是否让那些不屈服的人继续这样耗下去。我设法为非暴力不合作者们寻找一个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的机会就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税务官派人通知我，只要那些有能力的农民都交纳田赋，穷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让他写一份书面凭证，他照办了。然而一个税区的税务官只负责他管辖的区域，因此我便去询问县里的税务长，只有他才经管全县的税收。我问他这种办法是否通行全县，他说区收税官在信中所提到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到全县各区了。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这个消息，但倘若这是事实，人们的誓言就算是实现了。我记得那个誓言的目标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很满意有这样的结果。

不过这个结果没有让人觉得快乐，因为它缺乏每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束时应有的慈悲。县税务长只是在实施他的权力，根本没有经过调解过程。穷人可以缓交田赋，但是几乎没有人从中得到好处。人民当然有权决定谁是穷人，可是他们无法运用这种权利，这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尽管人们把它当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胜利来庆祝，我却并未因此而受到鼓舞，它缺乏完全胜利的要素。

不过这次运动的价值在于，它使非暴力不合作者的力量更加强大，精神也更为焕发了。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运动产生了一些间接成果，这也是收获。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开始了自我觉悟的过程，开始了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过程。

虽然贝桑特博士辉煌的自治运动保持了与农民的接触，但是真正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深入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的，却是凯达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学会了如何融入到农民的生活中。他们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工作范围，增加了自我牺牲的能力。瓦拉白在这次运动中收获颇丰，通过去年[1924年。

]的水灾救济运动和今年八度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能够看出来。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从而更加蓬勃了。农民们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要依靠他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来获得解放。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扎了根。

虽然我觉得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结束并不那么值得庆幸，但凯达的农民们却喜气洋洋的，因为他们通过这个运动发现了摆脱疾苦的正确可行的方法。知道了这一点，他们就有十足的高兴的理由。

然而凯达县的农民并没有真正了解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内在意义，后面几章中我会讲到，他们是通过付出代价才明白那种意义的。

一百五十走向团结

凯达县的运动开始时，欧洲的战事还在进行中。当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党派的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去德里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邀去参加会议，我曾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与我有着诚挚的友情。

我应邀赶赴德里，然而我对没有邀请像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参加会议感到不满。当时他们仍在狱中。虽然我只跟他们碰过一两次面，但是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在颂扬他们的勇气和服务精神。那时我还没有与哈钦·萨希布有密切的往来，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德·安德禄曾多次称赞他。我曾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办公室见过苏埃布·布列希先生和科华嘉先生。我与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着很好的关系。我正在与善良的穆斯林们交朋友，希望通过与他们中间的最纯洁、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了解穆斯林的想法。所以不管他们带我到哪里，我总会跟着他们走，为的是与他们多一些接触。

在南非的经验告诉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友情。所以我从不错过任何消除障碍的机会以求得团结。我生性不愿用阿谀奉承或是有损自尊心的方式与人相处。然而在南非的经验还让我认识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能够团结的问题上，我的非暴力主义将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对这点我至今仍深信不疑。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神灵的考验无处不在。

既然我是抱着这么强烈的信念从南非回国的，所以我非常珍视与这两兄弟的交流。然而在我和他们将要开始更深一步的交往时，他们却被捕入狱了。大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情况下，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很长的信交流想法，我曾申请去狱中会见这兄弟俩，但是没有获准。阿里兄弟被捕入狱以后，一些穆斯林朋友们邀请我去参加在加尔各答举办的穆斯林联盟会议。

我应邀在大会上发言，指出穆斯林有营救阿里兄弟出狱的责任。会后这些朋友们便又邀请我去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在那里我号召了未来的律师们要为祖国服务。接着我便与政府通讯，要求政府释放阿里兄弟。为此我专门研究了这两兄弟有关基拉法（Khilafat）的观点与行动，并经常与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这件事。我认为如果想真正成为穆斯林的朋友，就应该尽可能帮助他们，营救这两兄弟出狱，并合理地解决基拉法问题。我不想评论他们的观点的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就可以。大家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对他自己来说，自己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那么世界上就只有一种宗教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研究他们的教义时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观点根本不违背伦理道德，而且也是得到英国首相的肯定的，因此我认为自己应该尽力帮助他们。英国首相的诺言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如果我不以此为凭据来营救阿里兄弟，而是仅就是非问题来考察穆斯林的要求，我会良心不安的。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都曾指责过我对基拉法的态度。即便如此，我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为与穆斯林合作这件事而感到遗憾。如果有类似情况发生，我还是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决定动身前往德里，向总督提出这两兄弟的问题。那时基拉法问题还没有发展成为后来的那个样子。

但是当我到达德里以后，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新的困难。安德禄质疑了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的道德性。他对我说英国的报纸上正在争论有关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秘密条约的问题。如果英国与另一个欧洲的强国缔结了秘密条约，你怎么可以去参加那个会议呢？而我对那些条约一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德·安德禄的话已经足够把我说服了。于是给詹士福勋爵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对参加这次会议的疑虑，于是他约好与我面谈。我与他以及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还是同意参加那个会议。总督的论点打动了我：“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清楚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敢断言，而且谁都不敢断言英国政府不会犯错误。但是整体来说英国政府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且维持印度和英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印度的，如果你也同意上述观点的话，每个印度公民都有责任在英国需要的时候出一份力，不是吗？我也看到英国报纸上有关秘密条约的消息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这些内容。而你也知道报纸常常会造谣。怎么可以在紧急关头单凭几张报纸上的报道就放弃帮助英国了呢？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你尽可以提出任何道德问题随意向我们挑战，但今天不是时候。”

这番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我而言它却是全新的体验，是因为它是在那样特别的时刻用那样一种方式提出来的，所以我同意出席这次会议，还要写一封信向总督提出穆斯林的要求。

一百五十一征兵运动

于是我参加了会议。总督希望我能支持关于征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允许我用印地语和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但他建议我同时也用英语发言。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就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本着一种责任心，我竭诚拥护征兵这个议案。”

很多人向我表示祝贺。他们说，在这种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有人用印度斯坦语发言。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豪感，我觉得惭愧而无地自容。在本国举行的集会上讨论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母语发言，而像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母语讲了一句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这多么可悲啊！这类事情让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祖国的地位已经变得非常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说的那一句话，对我意义重大。我要为我支持这次会议的这项决议负责。在德里的那段日子里，我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必须给总督写一封信。对我而言这并非易事。我认为出于对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考虑，我有必要在信中阐明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动机，还要清楚阐明人民对政府的期望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没有邀请罗卡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一类领袖参加会议的事深表遗憾，并且表明了战时的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人民政治方面上的最低要求。我希望总督准许公开发表这封信，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往西姆拉[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喜马拉雅山麓，昔日曾为英印政府的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