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谁能预料到这短短的倡议书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呢？4月6日，印度全国上下从城市到农村，真的举行了总罢工，那真是惊人壮观的一幕。

一百五十五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印度南部做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回到了孟买。那天大概是4月4日，我接到尚卡拉尔·班克先生的电报，让我赶到孟买去参加4月6日的活动。

但是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工运动，关于总罢工延至4月6日举行的通知到达得太迟了。当时健在的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和哈钦·阿玛尔罕·萨希布说的话在那里就可以与法律相抵。过去从未在德里出现过那样的总罢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非常团结。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应邀去朱姆玛大寺演讲。当局无法容忍所有这一切。总罢工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们开枪，死伤很多人，并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德兰吉让我火速赶往德里。我回电告诉他，等4月6日孟买的活动结束，我会立即动身赶往德里。

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在重演着德里发生的事。萨提亚巴尔博士和科其鲁博士要我尽快赶到阿姆里察。当时我与他们还互不相识，我通知他们，我会先去德里，然后再去阿姆里察。

6日早晨，成千上万的孟买市民去乔巴蒂海边沐浴，然后结队去塔库德华游行。游行队伍中有几个妇女和儿童，还有很多穆斯林也参加了。同行的几位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带到塔库德华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并说服我和奈都夫人发表演讲。维塔尔达斯·杰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号召人们使用国货，并立下印—穆团结的誓言，但是我认为不应草率宣誓，我们应当对已有的事业感到满足了。一旦宣誓就不能违背，所以我们应当让人民先充分了解使用国货的誓言的含义，深刻了解印—穆团结的誓言背后的责任。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宣誓的人，可于第二天早上再集会。

孟买的总罢工是完全成功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了。我们曾经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两三件事。我们认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对象应是那些不得人心的法律。盐税法就是极不得人心的一例，而且不久前还爆发过一次取消盐税的大规模运动。于是我建议人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用海水制盐，不必遵守盐税法。另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行为是售卖。当时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人人幸福》（鲁斯金《给最后的一个》的古遮拉特文版本），这两本书曾被明令禁止发售，这时正好重新印刷这两本书并公开发售，这似乎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最简单的方式了。于是我们大量地翻印了这两本书，并安排在6日晚上在大会结束时大家停止绝食后发售。

6日晚上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按预定计划向人民售卖这两本。我和沙罗珍尼·蒂维夫人两人也坐车跟了出去。很快我们就卖光了所有的书。所得的钱全部用来开展进一步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两本书的售价都是4安那，不过从我手上买书的人没有仅按售价付钱。很多人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买一本书，5卢比和10卢比的钞票像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有一个人竟然用50卢比买走了一本书！我们向大家讲明了我们卖的是，买的人有可能会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对坐牢的恐惧之情。

后来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就对外宣称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售，而我们这次出售的书并不是，这些翻印的书是的新版本，出售新版本不犯法。听说这消息后，大家都很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们召集了一个关于使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杰罗嘉尼第一次懂得了一个道理：闪闪发光的并非都是金子。那天与会者寥寥无几。我还清楚地记得到场的几位姐妹，而到场的男人很少。我随身带着已经写好一份宣誓词。宣誓之前，我向与会者们解释了宣誓词的含义。与会者这样少，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并没有令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早就注意到群众们更喜欢搞一时激动人心的运动，而不喜欢做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着这种现象。

关于这种现象我将另辟一章专门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里察。8日到马都拉时，我收到消息说我有可能被捕。火车过了马都拉后停在下一站时，阿恰利亚·奇德万尼到火车上看我，对我说了我即将被捕的确切消息，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向他致谢并向他保证，有需要时一定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到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不准我进入旁遮普境内的公文，可能是担心我到那里会引起当地秩序的混乱吧。警察打算强行带我下车，我拒绝了：“我到旁遮普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平息骚乱。所以恕我不能从命。”

最后火车到了巴尔瓦尔车站。摩诃德弗随行，我让他继续前往德里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并让人民保持镇静。我让他解释清楚我决定不服从命令，但准备接受处罚，同时还让他说明，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处罚，倘若人民可以充分地保持平静，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们。

下车后我在巴尔瓦尔车站被警察拘押了。不久就来了一趟从德里开来的火车，我被几个人押上了三等车厢。火车到马都拉后我就被带到拘留所，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怎样处置我，或是要把我送去哪里。第二天一早4点，我被叫醒，随后被押上了开往孟买的一列运货的火车。中午时他们又在萨外马多布尔把我押下车。有一位叫鲍林的警官从拉合尔乘特快火车赶来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这样我便从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成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位警官对米凯尔·奥德耶爵士[当时旁遮普省省督，他被公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

]推崇至极。他说米凯尔爵士对我个人并没有偏见，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省会引起骚乱，还说了很多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觉地回孟买，并同意不再去旁遮普。我告诉他，我不会服从这个命令，也不会主动回孟买。警官也知道他劝不动我了，就说他不得不对我使用法律手段了。我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他也不知道，还在等候新的命令。不久后，他说：“此刻我要送你回孟买。”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又换了另一位警官看守着我。等到我们到孟买后，这个警官对我说：“现在你恢复自由了。”但他接着又说，“你最好在海滨车站下车，正好我可以叫火车在那一站停一停，可能有很多人拥在科拉巴车站。”我对他说我乐于按他的吩咐去做。他听了之后很高兴，还向我致谢。到了海滨车站，我就下车了。刚好我朋友的车子从那儿经过，就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杰维礼的家。我的那位朋友对我说，我被捕的消息激怒了人民，他们差不多陷入疯狂了。他又说：“白敦尼附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暴动，县长和警察都已经去那里了。”

我刚一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巴尼和安娜舒也朋夫人便赶来让我即刻坐汽车前往白敦尼。他们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非常愤怒，我们无法让他们平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面才能平息事端。”

我马上起程了，我看到很多人围在白敦尼附近。人们一看到我就欣喜若狂，立刻结成队伍，高呼着“祖国万岁”和“神灵至上”。我们在白敦尼看到一队骑马跑过来的警察，砖头像雨点一样自天而降。我请求群众保持镇静，但是我们似乎阻止不了砖头的袭击。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杜赫曼大街向克罗福特市场走时，突然被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去路，警察阻止他们继续向要塞行进。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几乎突破了警察的防线了。我的声音淹没在人群中间。正在此时，警察突然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冲向人群，他们一边跑还一边挥舞着长矛。当时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要受伤了。其实长矛挥过来时不过擦到了车皮。游行队伍被冲散了，在一片慌乱之中有人被踩踏，有人被挤伤，在那么拥挤的道路上实在没有容许马通过的空隙，也没有群众逃生的出路。于是骑兵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出一条血路。我想骑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整个场面极端恐怖，骑兵和游行群众乱成一团。

就这样游行群众被骑兵驱散了。而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我们把车停在警察局门口，我要进去找警察局长控诉这些警察的暴行。

一百五十六难忘的一周！（下）

于是我去了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往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好像要准备进行军事行动。走廊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当我被带进办公室后，我看见鲍林警官坐在格立菲斯身边。

我向格立菲斯描述了我看到的情景。他只是简略地答道：“我不希望游行队伍前往要塞，因为到了那里难免会发生暴动。可是人们不听劝告，所以我只好下令让骑警把他们冲散。”

“可是，”我说，“你是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那些马一定会踩到人。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派骑警去冲散群众。”

“你不能妄下断言，”格立菲斯说，“我们身为警察，当然比你更清楚你的主张会对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所以倘若我们不断然采取措施，局面就会无法控制。我告诉你，人民一定不会被你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服从法律的，他们是无法明白保持和平的责任的。我不否认你的用意是好的，不过人们是不会理解你的意图的。他们只是在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说道，“人民的天性是爱好和平而不是暴力。”

就这样我们又争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说：“如果人民的确不认同你那一套说法，你又打算怎么办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真的吗？听说你对鲍林说过，你一获释还打算去旁遮普。”

“是的，我原本打算乘下一班火车。不过今天不行了。”

“如果你有耐心，就应该停止这种行为。你知道现在阿赫梅达巴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发生了什么吗？那些地方的群众几乎是疯了，我还没有了解到所有事实。但我知道有些地方的电线都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暴动都要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真是我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阿赫梅达巴也发生暴动了吗？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惊讶，也非常痛心。但是我从没去过阿姆里察，那儿也没有人认识我，那儿的暴动不能算到我的头上。而且如果不是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我想我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维持那里的秩序。但是他们逮捕我，反而激怒了人民。”

我们一直这样争论下去，无法取得共识。我告诉他我想在乔巴蒂召开一次群众集会，我号召人民保持镇静，说完这些我就同他告别了。群众集会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我给人们详细地解释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责任和界限，我说：“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者首先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只有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能遵守这个原则，我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安娜舒也朋夫人也听说了阿赫梅达巴发生暴动的消息。有人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后，气得昏了头，他们举行了罢工，甚至还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连忙赶往阿赫梅达巴。我还听说有人企图破坏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还有一位维朗坎的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非常惊慌，他们曾经采取过激的暴力行动，现在政府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

我到车站时有一位警官在那里等着我，他护送我去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我发现局长非常生气，于是我便温和地与他交流，并表示我对当地目前的暴动感到遗憾，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戒严，我愿意与他合作尽早让局面稳定下来。我希望他准许我在沙巴玛第学院的广场上召开一次群众集会，他同意了。大概是在4月13日，也就是周日那天大会举行了，也是在那两天，戒严令撤销了。我在大会上发言，极力想让人们明白他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宣布我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也绝食一天，我还建议那些参与了暴行的人自觉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知道自己对这场暴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无法忍受工人们也参加了暴动的这个事实，因为我曾为他们服务，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而他们居然犯了罪，身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无法替自己开脱。

一方面我建议人民反思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我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过激行为。但是两方面都不接受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