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肩负着为这个调查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凡是想了解旁遮普人民悲惨遭遇的人，都可以看看这本报告书。我可以郑重声明，报告书里没有一处夸大之词，每一处记载都是有据可依的。报告书里公开的证据不过是搜集的所有资料中的一部分而已。稍有可疑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发表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公开真相，也只有公开真相才能让读者们看清楚英政府为了维持它的政权做了多少惨无人道的野蛮事。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推翻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

一百六十基拉法反对护牛？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关于旁遮普的话题。

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的调查刚开始没多久，我就接到一份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在德里召开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合会议。已经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哈钦·阿玛尔罕·萨希布先生（现已故）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史华密·史罗德兰吉也会参加，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会担任大会的副主席。我记得这个会议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召开。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基拉法被出卖后引发的新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该举行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函上还说，会议将安排一段时间来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解决护牛问题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不喜欢将护牛问题与基拉法问题掺和在一起。所以我在回信中说，我会尽可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希望不要将这两个问题以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混为一谈，应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我带着这种想法去参加了会议。虽然它的规模比不上后来动辄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的集会，但还是有不少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同史华密·史罗德兰吉交换了意见，他很欣赏我的看法，鼓励我在大会上把想法提出来，我也同哈钦·萨希布交换了意见。我在大会上说，我相信基拉法有它合法正当的根据，如果政府的做法实在有失公平，印度教徒当然要支持穆斯林，要求政府纠正错误。但是如果印度教徒借此机会提出护牛问题，或是利用这个机会与穆斯林讨价还价，这样就不妥了，穆斯林也不该以停止杀牛为条件来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不过如果穆斯林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或是出于邻里之间和同为祖国儿女之间的相互照应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杀牛，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是一件好事，说明彼此是相互信任的。我认为采取独立的态度是穆斯林的责任，这种做法也会提升他们的尊严，如果穆斯林出于邻里之间的责任感而停止杀牛，那他们完全不用考虑这么做是否会使印度教徒在基拉法这个问题上帮助他们。“因此，”我说，“应当分开讨论这两个问题，而我们这次会议的论题应该只限于基拉法。”我的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讨论护牛问题。

然而尽管我发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瑞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管印度教徒是否愿意帮助我们，作为同胞，穆斯林应该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停止杀牛的行为。”而且此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好像真的不杀牛了。

在会上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应该被当作是基拉法错误的一个连带问题，我反对这个提法。我认为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件，不能与我们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混为一谈。基拉法的问题是直接由和平条款引起的，所以一旦混淆了这两者，我们就会犯下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就被大家认可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我以前就认识他，不过是通过这次会议，我才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在很多问题上就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各执己见。

在那次会议通过的大量决议中，其中有一项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宣誓使用国货，这带来的结果自然就是抵制洋货。那时土布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位。然而哈斯拉特·萨希布不能接受这项提议。他认为如果基拉法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的话，那就要报复英帝国。所以他有了一个相反的提议，有需要时要专门抵制英国货。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践上，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大家也知道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在会上我还提出了自己对“非暴力”的看法，我的发言给听众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前，哈斯拉特·穆哈尼的演讲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所以我担心自己的发言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我要鼓起勇气来发言，我觉得如果不提出我的观点就是不负责任。然而令人惊喜地是，我的发言不但引起了听众的广泛关注，也博得了主席团的认同和支持，随后发言的人都纷纷表示支持我的观点。那些领导者会明白，抵制英货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如果真的通过了这个议案，他们也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参加大会的人身上都有点儿英国货，因此大家都知道，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无法做到的议案是行不通的。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说：“只抵制洋布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土布的产量何时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何时才能有效地抵制洋布，我们要做一点能立刻对英国人发生效力的事情。可以暂时保留抵制洋布的意见，我们再另外想一想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当我听完他的发言后，也觉得除了抵制洋布还应该再想些其他办法。在我看来，以我们当时的实力，要马上对洋布构成威胁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还不明白，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土布来满足全国的衣着需要，我后来才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那时我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洋布是肯定要失败的。穆哈尼结束他的发言后，我陷入了两难的状态之中。

那是我初次参加一个大多数人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还在集会上发表了辩论式的演讲，由于我几乎听不懂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所以觉得很不方便。我曾经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大会上用乌尔都语发过言，不过只用了几分钟，也只是对听众做一点情感上的号召而已。这次情况不同，我面临的是一群即便没有敌意也想要批评我的群众，我必须详细地向他们解释并争取让他们认同我的观点。于是我抛弃了一切羞涩，没有用标准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发言，而是用自己会的那几句印地语来向听众们表达我的观点。我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那次集会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将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用的语言才能充当印度的国语。如果我使用英语，我绝不可能让听众们产生那种影响力，而穆哈尼也许就不会觉得有提出他的挑战的必要了，或者即便他说了，我也不会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找不到合适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自己新的思想，这多少让我觉得为难。最后，我在大会上初次使用了“不合作”这个词来表达我的意思。穆哈尼正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他所说的有效地抵抗就是空谈，因为他不止在一件事情上正在与政府合作。所以我认为只有停止与政府合作，才是对政府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词，当时我对这个词包含的多种意义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我并没有详细地解释这个词的意思，只是说：“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假如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他们将停止与政府的一切合作。不合作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不必继续保持政府给予的封号及荣誉，也不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像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都背弃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到背弃时，有权利不与政府合作。”

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词才变得流行，而当时它隐藏在会议的一大堆记录里。

事实上，当我一个月后在阿姆里察国大党会议上选择支持与政府合作的决议时，仍然在期望着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一百六十一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旁遮普政府不会把成千上万的旁遮普老百姓长期关在监狱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在戒严的时候被投入监狱的，所有的证据都不足，而且也是那些有名无实的法庭在办理这些案件。社会各界都强烈反对这种公然违反常理与法律的做法，所以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前，大部分人都获释了。而在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其山拉尔及其他领袖们也获释了。阿里兄弟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会场的。人们都感到无比欢喜。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为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自己极为兴旺的律师事业，把旁遮普当做他的工作中心，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供了大量服务。史华密·史罗德兰吉当时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在这之前，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只限于提倡将印地语定为国语，此外还在发言中提到海外印度侨民的问题。这一次我也打算只提这样的建议。然而正如往常一样，全面负责工作的任务总是会突然落到我的头上。

那时英皇批准的改革方案刚刚公布。我不太满意这个方案，其他人也都不满意。虽然不尽人意，但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可以接受的。通过英皇的公告和改革方案中字里行间的意思，我能感觉到辛哈勋爵也参与了此项改革，这就有一丝希望在。然而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如罗卡曼尼亚（现已故）和德希班度·齐达兰建·达斯却频频摇头，十分反对。而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保持中立态度。

大会期间我住在马拉维亚吉的家中。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仪式上，我曾对他的简朴生活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同处一室，所以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做更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一切都让我充满了欢喜和惊奇。他的房间简直就是贫民免费公寓，到处都是东西，由于过分拥挤，屋子里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他随时都会接待好多不速之客，这占用了他很多时间。不过在房间角落里摆着的我的棕绳木床倒有几分庄严之气。

现在我不该用这一章来讲述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还是言归正传吧。由于我们住在一起，就可以天天一起讨论问题了，他常亲切地给我解释各党派之间的分歧，就像我的哥哥一样。于是我知道要全面负责大会的各项工作，无可避免地要参与有关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既然我要负责起草国大党对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就应该了解此案的其他未了事宜。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与政府有所接洽，另外基拉法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古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会被出卖。而阿里弟兄以及其他人获释这件事，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此种情况下，我认为接受这个改革方案是正确的，拒绝对我们不利。相反，德希班度·齐达兰建·达斯却坚决主张我们应当拒绝这个方案，他觉得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也绝不能令人感到满意。罗卡曼尼亚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的观点。

与这些处世有方、经验丰富、久经考验又备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相左，让我很不好受。但另一方面，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轻易舍弃自己的立场。无奈之下我想要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我不去参加大会的其余几场会议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可以避免与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产生分歧。

然而两位前辈并没有赞成我的观点。有人把我的顾虑告诉了拉拉·哈其山拉尔。他说：“你万万不可这样做，否则会大大伤害旁遮普省人民的感情。我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商量，但还是没有别的办法。最后，我向马拉维亚吉诉苦，我对他说：“根本没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坚持提出自己的议案，就会在会上引起分裂，这种情况下只好进行投票表决。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举手表决，但我们很难区分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计算表决结果的方法。所以即便表决，既没有条件，也没什么意思。”这时拉拉·哈其山拉尔给我解了围，他说：“进行表决那天，我们可以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如何计票，我自有办法。你不必操心，但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大会现场。”我只好屈服了。把议案写好后，我胆战心惊地在大会上发言。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支持我的议案。尽管我们的意见有分歧，却并没有意气用事或是个人攻击的任何迹象，我能看得出来，我们都在冷静地推论和发言，但是意见分歧这一事实本身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都感到痛心，希望能达成全体一致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