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布运动，当时也被称为抵制洋货运动，运动一开始便遭到了纺织厂主们的诸多批评。乌玛尔·苏巴尼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纺织厂主，他的知识和经验常常令我获益匪浅，而且他还劝我多多听取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他说有一位厂主的议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和他见个面谈一谈，我答应了。苏巴尼先生亲自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位纺织厂主先聊了起来。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抵制洋货运动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1911年英国政府为了分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试图按宗教信仰将孟加拉地区一分为二，一为印度教徒的领土，一为穆斯林的领土，该计划因遭到孟加拉人民乃至全体印度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搁浅，直到1947年这个计划终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实现了。

]的那段时间，我们这些纺织厂主们曾充分地利用了抵制洋货运动。当运动开始走向时，我们就趁机抬高了国产布匹的价格，甚至还做了比这更恶劣的事情。”

“是的，我听人说过这些事，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难过的理由。我们做生意不是为了慈善事业，而是为了赚钱，为了让我们的股东们获取更大的利益，让他们都满意。商品价格是依据市场的需要而定的，谁能够人为地限制市场供求呢？孟加拉人应当也明白，由于他们闹事，所以使国产布匹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国产布匹的价格势必会上涨。”

我打断了他的话：“孟加拉人和我一样，都是生性信任别人。他们满心相信纺织厂主不会在祖国危急之时出卖祖国，那么自私自利，甚至做出以洋布冒充土布出售的无耻行为。”

“我知道你那信任别人的天性。”他并没有动怒，接着平静地说，“所以我才请你来谈一谈，就是希望你不要和那些头脑简单的孟加拉人犯一样的错误。”

讲完这些，那位纺织厂主便吩咐站在旁边的一个职员把他们的产品样本拿出来给我看。他指着样本对我说：“你看看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这一种布销路很广，它是用布纱的边角余料织成的，自然卖得便宜。我们甚至已把它远销至北方的喜马拉雅山谷。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代理商，就连你或是你的代理人没到的地方，也有我们的踪迹。因此你也能看出来，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代理商了。此外，你还应当知道，印度纺织厂的生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量，所以抵制洋货的问题，无非就是一个有关生产能力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提高土布的生产量，并把质量提高到必要的水平，洋布的进口自然而然就会停止了。所以我要劝告你，你的运动并不可取，你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设更多新的纺织厂上。目前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大力宣传人们多买土布，而是需要提高生产能力。”

“如果我已经在朝着你所说的这个方向在努力，那么，你一定会祝福我吧？”我问道。

“那怎么可能？”他一脸迷惑，似乎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你正在设法提倡多建设新的纺织厂，当然我会祝贺你。”

“我们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我向他解释，“我致力于如何推广纺车，而你是想多建纺织厂。”

“那是怎么回事？”那位纺织厂主问道，他越来越觉得糊涂了。我把寻找纺车的那些故事都告诉了他，接着又对他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如果我总是为纺织厂宣传，的确没用。对国家而言，也是弊大于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内的纺织厂不愁没有客户。因此我现在应当做的是组织人民手工生产土布，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所以现在我的工作重点还是集中在生产土布上。提倡这种抵制洋货的形式，是因为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半失业的妇女提供工作。我希望这些妇女去纺纱织布，让全国人民都穿上土布做的衣服。我无法预料到这个运动能有怎样的成就，现在一切都刚刚起步。不过我对这个运动有充分的信心。无论怎样，这么做总不会有坏处的。哪怕它的产量不高，但对增加国内布匹的生产量总是有一些帮助的，这也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收获吧。因此你可以放心，我提倡的运动绝不会有你刚才提及的那些坏处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也是为了增加土布的生产量，我并不会反对，至于在这个机械化的时代纺车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想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预祝你成功。”

一百六势所趋

在此我不想用更多篇幅进一步讲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如果要把我的活动是如何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以及以后的情况都一一加以描述的话，显然光靠这几章是不够的，况且我也不想这样做，要写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一本书的篇幅。写这些故事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过程中，哪些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而我的想法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回到不合作运动吧。当阿里兄弟领导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时，我曾与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现已故）以及其他穆斯林贤哲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尤其是穆斯林运用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我们达成共识：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的原则，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就应当恪守原则。最后，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决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我们通过了这项决议。我还记得在阿拉哈巴，有一个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夜。哈钦·萨希布起初非常怀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的可行性，消除了疑虑后他便全力以赴，对运动发挥了无法估价的作用。

不久后我便在古遮拉特召开的政治会议上提交了不合作的议案。刚开始反对者的意见是，在国大党还没有批准这个议案以前就由省级会议通过是不合程序的。我反驳道，只有那种退后的运动才要受到这种限制，然而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信心和勇气，下级机构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敢为人先，只要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了。我认为凡有助于提高上级机构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到获得上级许可后再进行。大家在会上对这个议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空气充满了“甜美的理性”的气息。最后这个决议以绝对的优势获得通过。之所以能够通过，瓦拉白先生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功不可没。铁布吉先生为大会主席，他个人是完全支持这项不合作决议的。

国民大会党全国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举行，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专门讨论这项决议，为此大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巴特·莱当选为大会主席，还为大会代表和基拉法的代表开通了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专车。加尔各答聚集了大会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

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我在火车上起草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目前为止，我总会尽量避免在起草的文件中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讲话中我也很少用到它。我还没有想好该用哪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倘若用梵文中类似于“非暴力”的词，恐怕穆斯林理解不了。于是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拉·阿沙德帮我想一想。他建议用“巴—阿曼”（be-aman）这个词来代替“非暴力”，用“塔克—伊—玛瓦拉特”（tark-j-mavalat）这个词来代替“不合作”。

正当我忙于搜索能适当地表达“非暴力”的意思的印度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词汇时，还被这个多事的大会请去草拟了一份不合作决议。在第一稿里，我漏掉了“非暴力”这几个字。直到把这个交给与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时，我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错误。第二天一早，我送信给摩诃德弗，请他在草案正式打印出来以前把这几个字补上去。可惜太晚了，还没来得及更正，草案已经印好了。当晚提案委员会就要开会讨论，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份印好的草案上做必要的修正。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没有预先就把草案准备好的话，会碰到很大的麻烦的。

其实我的麻烦还不只这一处。我完全不确定哪些人会支持这个决议，而哪些人又会加以反对。又不知道拉拉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只看到一群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战士们正聚集于加尔各答对这个议案展开讨论，其中有贝桑特博士、马拉维亚吉、维加亚罗华恰立先生、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我在议案中说，不合作运动的目的是纠正旁遮普省惨案和反对基拉法的错误。然而维加亚罗华恰立先生并不赞同这一点，他说：“如果要宣布采取不合作运动，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实际工作中具体的错误呢？没有实现自治正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的最大的错误。”莫迪拉尔吉也认为应该把自治加入议案中。我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也加入不合作议案中。经过充分、认真、甚至带点争吵的讨论后，这项议案才获得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头一个参加不合作运动的人。我至今仍记得与他亲切地讨论这个议案的过程，那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回忆。他纠正了不少文字上的毛病，我都一一改正了。他答应争取把德希班度也拉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开展这个运动的，只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运动的能力。直到拿格浦大会上，他和拉拉吉才完全接受了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罗卡曼尼亚的去世所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直到现在我依然坚信，如果当时他还在世，在那种情境下他一定会给我最大的帮助。即使并非如此，假使他也反对，我也会对他心怀敬意，把这次行动当作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常常有分歧，但是那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是最为亲密的。甚至现在我写这几行时，还能清晰地记起他临死前的情景。大约是在午夜，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告诉我，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和许多同事在一起，闻此噩耗，我脱口而出：“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那时不合作运动正在全力进行之中，而我也正热烈地盼望着能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究竟会对不合作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谜，没有人能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沉痛地感受到了他的去世留给我们的无法填补的空虚。在民族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真的很缺乏他那深思熟虑的智慧。

一百六十七在拿格浦

在加尔各答特别大会上通过的议案还拿到拿格浦的年会上去讨论，在拿格浦与在加尔各答一样，也聚集了无数旁听者和代表。因为当时没有限制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所以我记得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修改一下抵制学校的条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最终不合作运动的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要讨论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议案。早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我们就已经提出了草案，于是在这次拿格浦大会上，我们彻底地讨论了这个议案。维加亚罗华恰立是大会的主席，议案委员会只对草案做了一个重要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在草案中我规定大会代表的人数为一千五百人，而议案委员会改为六千人，我个人认为这个修改意见过于草率，后来的事实更是证实了我的看法。我认为那种代表人数越多就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就越能捍卫民主原则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一千五百名关心人民利益、心胸宽广而又诚实的代表，无论如何也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体现民主的原则。要维护民主的原则，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谐有非常敏锐的洞察，而且必须坚持选举那些善良诚实的人当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越多越民主的议案委员会肯定会使得实际参加的代表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将代表人数限定为六千人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人们在大会上热烈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在我修改的党章里将国大党的宗旨定为：如果可能的话，争取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若不可能，则脱离英帝国而实现完全自治。有一派认为应该把国大党的宗旨只限于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意见是由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但支持者并不算多。此外我在草案中再次提出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应该是和平、合法的手段，这个条件也遭到了反对。反对者认为，为达到目的不应当限定采取手段的方式，代表们经过一番有教育意义地、坦率地讨论后，最终决定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人民真诚地、理智地、热情地制定党章，那这个党章将成为教育群众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而制定党章的过程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大会上讨论这个话题就有点不合适了。

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关于促进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以及开展土布运动的决议，此后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担起了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的责任，国大党也因为提倡土布运动而与印度的底层民众建立起了生活上的联系，此外，大会通过的为基拉法而展开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则成为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而做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