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约前475—前395年），鲁国人，大右。他做过宋国的大夫。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在《孟子》中也提到墨子，名翟（与杨朱并提），尊称为墨子。

墨子本人博通当时历史文化的典籍，他的弟子接受他的教育后，不但组成了一个思想统一的学派，并且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社团。墨子本人曾是一个个体劳动生产者，做过工匠。他有时自称为“贱人”，有时自比为农村依附的农民。他从事政治活动时，还利用他的高超技术，赛过了当时最著名的工匠公输般，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墨子后来由工匠上升为知识分子的“士”，并成为墨家的创始人。

墨子的活动时期正处在春秋战国之交，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墨子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集中对孔子的思想体系进行斗争，反对孔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命定论。这样，在这一段时期，儒墨两家思想的斗争最为突出，并都被后来的人称为这一时期的“显学”。

一、墨子的“兼爱”思想

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的标准。但这个阶级由于处在分散状态和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大变革过程中，又不可能成为一个领导的阶级，因而作为这个阶级代言人的墨子，仍旧接受封建主等级制度的影响，他的思想客观上正是为封建制度开辟道路。

墨子的“兼相爱”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提倡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作为基础的，也是以“交相利”为具体内容的。他认为，只有“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才能真正实现兼爱的原则。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人人相爱相利，社会上相互残杀争夺的现象就自然消灭，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大治局面。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应该说，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体现了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与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当然，这一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墨子鼓吹兼爱、非攻，强烈反对暴力革命，主动放弃了以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世界、赢得自身解放的途径与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圣王”身上，从而使兼爱互利这一体现着小生产者政治经济利益的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兼爱互利也不切实际，甚至阻碍了以兼并战争一统天下的历史潮流。

他认为，人民不但要求生存和温饱，而且要求子女的繁庶和幸福。但是当时许多统治者，对内役使人民很劳苦，剥削人民很厉害，使无数的人民饿死冻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兼并其他国家的土地，使无数的人民病死战死。人民穷困不堪，死亡相继，天下异常混乱。“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不慈子不孝，兄弟不和调”，这种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争夺的政治局面又进一步造成人民的穷困和死亡。因此，在政治上的“交相恶”的混乱局面是一切祸害中最大的祸害。墨子认为，解决这个最大祸害的混乱局面的根本办法，就是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墨子将他的兼爱也称为仁、义，他说：“兼即仁矣，义矣。”但墨子所谓的仁义是注重效果，以利人作为具体内容的，所以他说“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又说：“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当别人谈到义时，墨子也追问：“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像儒家口口声声叫喊仁，但拿一件具体的事情让他去认识与肯定，这些人却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仁”。因此，墨子虽然也用了孔子所提出的仁义这个范畴，但他却是直接反对孔子以恢复周礼为仁，以注重主观动机的忠恕为仁的标准的。他直接讥笑孔子这一派的人说：“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

墨子的兼爱思想，代表小生产者的要求，他与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孔子关于仁的学说进行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所谓兼爱实际上也是主张所谓“人类之爱”的一种抽象形态。虽然他在具体要求上注重效果，而不仅仅是注重动机，但其根本出发点仍旧是从观念出发的。

他批判从事侵略战争的国家都是“攻伐无罪之国”，并且对被侵略的国家进行生灵涂炭。这样，一方面固然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动侵略的国家，也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去从事战争的，加上在战争中因饥寒、疾病、战斗而伤亡的人民也是不可胜数，计算起来“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因此，墨子认为在战争中并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在政治混乱中为害人民最大的事情，墨子认为是侵略战争，因此，他特别提倡“非攻”。而他一生中比较突出的政治活动也是从事反对侵略战争，并且还研究制止侵略战争的战术。他认为，侵略战争为害最大，却最不容易为人所认识，一般人认识到偷盗杀人是不义的，却认识不到侵略战争的不义。这样就不能分辨义与不义，甚至混淆黑白，以不义为义，为侵略战争辩护。

墨子又提出“尚贤”作为实行他的兼爱思想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对于有才能的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就是说，即使出身或原来的地位是贫贱的工农，也应该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没有才能的人，即使是统治者的亲属或贵族，也不应任用，这就可以造成“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局面。

在尚贤的基础上，墨子又提出了“尚同”思想，认为最高的统治者也应由贤者来担任，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尚同而不下比”，即要根据最高统治者所制定的共同标准，反映情况，统一是非，整饬纲纪，惩罚淫暴。墨子还从国家起源的理论来论证这一点，说古代人民开始共同生活时没有共同遵守的思想标准和统治者，“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后来在实际生活中了解这种情况的恶果以后，“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因此，天子应该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

墨子主张“非攻”，在理论上他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说一个国家为了兼并，兴师动众，侵略“无罪之国”，这叫做“攻”，应该加以非难谴责。但有道讨伐无道的暴君，这叫做“诛”，应该加以支持赞扬。如果混淆了“攻”和“诛”，就是混淆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区别，在逻辑上即为“不知类”。但是在具体分析中，他认为“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所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属于“攻”而不是属于“诛”，希望这些国家维持现状，等待上天选择一个具有兼爱思想的人统一全国。因此，墨子在对当时战争的具体分析上，并不是将好坏的界线划在战争的正义性（诛）和非正义性（攻）的区别上，而是划在战争的“攻”和“守”的分别上。

他的非攻思想反映了幻想过安居乐业生活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对封建地主之间所从事的兼并战争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满。他的“非攻”实质上的重点仍是“非战”，这与他的兼爱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也是他的兼爱思想的最集中最突出的具体要求。从这一点说，墨子既不具有当时有些小生产者用暴力反抗统治者的觉悟，也不同于当时致力于用暴力进行统治和兼并的封建主，而是一些保守的小生产者的幻想和软弱无力的表现。

墨子也从功利主义出发，对于墓葬的礼仪，他主张“节葬”。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厚葬久丧，使已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埋葬，使能够从事生产财富的人长期不能参加生产活动，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十分不利的。他特别提出：“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这是对当时尚存在的杀殉的奴隶制度残酷行为进行最直接的揭露和控诉。墨子也用同样的理由倡导“非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应该禁止。

孔子以继承制礼作乐的周公自任，维护周代世袭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乐；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主张强本节用，反对周代世袭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乐。孔子提倡“仁”，仁的思想即以唯心主义先验论为基础的忠恕之道，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而爱无差等，注重从经验中的实际效果判断行为的善恶，实际上反对孔子爱有差等的仁。孔子提倡举贤才，“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主张尚贤，要求“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力”，反对孔子以维护世袭宗法等级制度为目的的举贤才。墨子在这一系列思想斗争中显然代表了当时劳动小生产者的政治要求，希望为劳动小生产者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保护其经济利益，反对孔子所维护的奴隶制度。

墨子虽然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对奴隶制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争夺兼并战争进行抨击，但这种抨击始终限制在改良主义的范畴以内，企图依赖开明的统治者，采取和平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完全是可怜的幻想，同时也是墨子思想的局限性和保守性的表现。

二、“天志”、“明鬼”天命论

墨子尊天事鬼，一方面，他以鬼神作为实行兼相爱交相利的具体保证，希望上天能限制贵族的特权，对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统治者，都能根据庶民的利益，实行公平的赏罚，否认人的贵贱愚智由生来就具有的命运决定而不可改变。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上天主宰一切，多方面证明鬼神的存在，天子为天所命，代天治民。

墨子的“尚同”，提出“上同而不下比”，各级统治者逐级上同于天子，但他还提出，天子要上同于天，只有天的意志才是最高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这就是说，天具有最高的智慧，最大的能力，赏善罚恶，没有偏私。有时他还讲道，天子就是天所立的。墨子的天基本上继承了过去宗教思想中关于上帝的品性，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天。

墨子虽然主张天是有意志的，但同时也提倡“非命”，坚决反对命定论。他认为人民的贫富、国家的治乱，根据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都决定于力而不决定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