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249年），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王弼的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和《论语释疑》。

两汉以来，以儒家“名教”为核心的统治思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暴露出不少的弊病。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封建的统治制度是不是合理的，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打起了评论汉朝名法之治的旗号，从另一个角度，用玄学唯心主义来为封建等级制的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作论证。

一、“无为”乃“名教”之本

魏晋玄学的产生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世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时期，门阀世族是极少数拥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对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排斥那些寒门庶族。为了解放思想，避免这种荒谬而烦琐的经学，魏晋玄学提倡直捷简易、阐述义理的方法，这也是适应理论思维自身发展的要求的。王弼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使两汉以来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发展成为比较精致的带有思辨色彩的唯心主义。

门阀世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农民革命，欺骗人民群众，于是就提倡所谓“无为而治”的理论，用道家思想来补充儒家思想，要求被统治阶级安贫乐道，无知无欲，不犯上作乱。同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统治阶级中的人也是升降不定的，为了保存自己，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士族，也把道家思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另一方面，东汉的今文经学不仅包含着许多谶纬迷信思想，同时又是十分烦琐的，大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王弼看来，汉王朝推行的礼法制度越搞越烦琐，越成为形式的东西。由于注意形式，讲仁义博施的人，往往是在那儿裸地追求虚名，因此引起了人民的怨恨；提倡礼义的人，反而毫不掩饰地和别人争权夺力，这样也就使人民争夺不已；所表彰的一些所谓忠信的人，实际上是一些假名节之士；制定了许多刑法来限制老百姓，然而人民却想出更多的逃避刑法的办法。这就是王弼所说的“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因此，王弼提出，对于这些“仁义”、“忠孝”、“刑罚”等“下德”应该重新估价，应该看到这些形式是有其局限性的，甚至搞不好还会有副作用。那怎么办呢？王弼认为，应该抓根本的东西。

所谓“根本的东西”，就是先秦道家所鼓吹的“无为”。王弼认为，“无为”是推行礼义之治的根本，如果“名教”根据它来建立，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说：“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应该怎样呢？应该“载之以道，统之以母”。这里的“道”或“母”，都是指“无为”。所以，王弼说：“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

他认为，以无为为本，仁义的作用才会真正地显示出来，礼法的作用才会真正地发挥出来。因此，要懂得什么是母，什么是子，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政治才能搞好。可以看出，王弼表面上认为“仁义”、“礼法”等不重要，但实际上他是企图用所谓提倡“无为”来巩固“名教”，使“名教”起到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这就表明，王弼的玄学只是给封建统治制度披上一件超现实的外衣，使之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统治者如果有什么要求，老百姓也就会很快地跟着来了。如果统治者宣扬说“我所想的就是无欲”，那么老百姓也就会没有什么要求，而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王弼鼓吹“无为”，当然不是要统治者真的什么事也不干，而是企图通过“无为”的宣传，让老百姓无知无欲，任其宰割。

王弼认为，对任何事情都应采取“无为”的态度，他说：“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他提出，不仅统治者应该“无为”，被统治者也应该“无为”。从统治者说，“行无为之治”，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因为在上的统治者既然“无为”了，下面的被统治者就应该效法，就像子效法母一样。他说：“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要防止老百姓的“邪恶”、“淫欲”，不能在它发生之后，再用严刑去制止它，而要在它发生之前就把它消灭掉。所以他又说：“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他把这种办法称为“崇本以息末”，就是说使老百姓过着无知无欲、安分守己的生活，这样仁义、刑罚的作用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了。

王弼这种思想，表现了董仲舒以来所提倡的儒家学说经过汉末农民革命的打击，发生了动摇。

二、以无为本，崇本举末

王弼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为封建门阀世族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作论证的。但他抛弃了两汉以来烦琐的经学和谶纬迷信，不再用那些荒诞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作理论根据，而采用了思辨哲学的形式，以探讨宇宙本体问题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王弼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这就是“道”，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多种多样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个本体的表现。这就是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

王弼认为，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万物（有）只是现象（末），而在这些现象之中，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决定着万有的存在。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具体存在着的东西；具体存在着的东西所以成为它存在的那个样子，是因为由“无”作为它的本体；如果万有要保全自己，必须返归于“无”。

为什么呢？照王弼看来，任何具体的东西（有），都不能作为另外一个具体东西的本体，更不能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因为具体的东西总有其规定性，是方的就不能又是圆的，是温的就不能又是凉的。因为有其规定性，就不能成为万有共同存在的依据，所以万有的本体只能是无形无象的“无”。

和王弼同时的另一个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家何晏认为，就声音说，如果是宫就不能是商，是角就不能是羽，因此最根本的声音就是“无声”，“无声”是各种声音的根本。就颜色说，也是如此，因此“无色”是各种颜色的根本。从这里看，每一类事物的根本都是“无”，那么整个万有的根本当然也就是“无”了。王弼等人所谓的“无”并不是空无，而是世界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他曾这样来说明这个本体：“欲言无邪？而万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这是说，这种本体是无形无象，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的。这样的本体，实际上是王弼头脑里虚构出来的一种观念，他把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说成是物质世界发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据，这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

王弼为了论证世界万物由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为本体来统一它们，因而又从“一”和“多”的关系方面来论证“以无为本”。王弼认为，万有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必须有一个“至寡”的东西来统率它们，世界才有秩序。他说“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所谓“至寡”是什么呢？王弼认为就是“一”。他说：“众之所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这是说，“一”是统治万有的。“一”又是什么呢？他在解释老子的“道生一”时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这就是说，“一”也就是“无”，用“一”来统“众”，也就是用“无”来统“万有”。这一点，在《老子》第十一章的注中，王弼有更明确的说明。他说：“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这是说，车轱辘所以能把三十辐集中起来，使其发生作用，是因为轱辘中间有个空的地方（无），正因为有这个“无”，才能把众多的东西统一起来，使其发生作用。所以说“无”比“有”更根本，“无”是万有的“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