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权的地主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提倡，佛教迅速地流传和盛行起来。当时地主统治阶级上层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生活上越来越腐化堕落。这些世世代代过着寄生生活的门阀世族，没有任何本领，唯一的就是靠他们的门第、出身。因此，他们对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迷信思想十分感兴趣。他们借此来论证他们剥削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地位的合理性。南朝梁武帝萧衍甚至宣布“唯佛一道是为正道”，以佛教为国教。

一、佛教思想的传入和盛行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产生于印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距今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最早产生的世界宗教。相传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乔达摩，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生活于公元5世纪中叶，与孔子同时而略早。他一生的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佛”是所谓“觉悟”的意思，指他觉悟了“绝对真理”。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与其他一切宗教一样，利用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尚不能作出正确说明、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了一套相当精致的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它以把现实生活看成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为出发点，编造“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等谎言，虚构极乐净土（天堂），地狱等宗教世界。它以“佛”为最高教主（上帝），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为最高目标。

据中国文献记载，佛教于公元1世纪时传入中国，相传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东汉王朝统治者规定不允许汉民出家当和尚，少数寺院也只是为西域来华经商的商人设立的。当时一些人对佛教教义的了解也只是把它看成与中国黄老方术思想差不多的东西。他们认为老子讲“无为”、“去欲”，佛教也讲“息心去欲”、“清净无为”，或者把佛看成与中国当时流传的神仙差不多。例如认为“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直至三国时牟子《理惑论》中也还有类似的记载，佛“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这里讲佛能飞腾变化，刀火不伤、避免灾殃等与中国所谓的神仙完全一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唯心主义玄学，佛教神学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扩大它的影响，也就必须依附于唯心主义玄学。所以，那时流传的佛教神学理论大都是玄学化了的佛教神学，许多著名的佛教僧侣也都精通玄学，口谈“三玄”，把佛教神学理论与玄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当时，虽然也有一些佛教徒想按照佛教神学本来的理论进行宣传，或建立独立的中国式的佛教理论，但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玄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翻译的大量佛教经典，都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

这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理论，主要是大乘佛教（后期佛教）以《般若经》为中心的空宗理论。大乘空宗的理论，宣扬一切皆空，不仅客观物质世界是虚假而空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也是虚假而空的。它立教的宗旨就是要完全破除人们对于主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任何念头，认识世界原是虚假的、空的，从而达到超脱尘世而成佛的境界。大乘空宗这种理论与玄学唯心主义讲的世界本原是“无”的理论相似。因此，它很容易与玄学结合起来，而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和传播。

二、慧远的禅学唯心主义

慧远，生于334年（东晋成帝成和九年），死于416年（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中国东晋时人，居庐山，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为净土宗之始祖。他是东晋最博学的佛教学者道安的弟子。21岁时，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于是悟彻真谛，感叹地说：“儒道九流学说，皆如糠秕。”于是发心舍俗出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据《高僧传》中记载，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对儒、道经典有很深的研究，以后又随道安出家研究佛教理论。

他离开道安后，长期住在庐山，聚徒讲学和翻译佛经达三十余年。同时，慧远虽然居住庐山，但广交达官贵人，因此他的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以至深入宫廷。他的主要著作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后来收集在僧佑编辑的《弘明集》中。当时佛教徒对大乘《般若经》中所讲的“空”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道安对佛教讲“空”的理解基本上与王弼的玄学唯心主义“本无末有”、“崇本息末”的“贵无”思想差不多。道安虽然讲，万物的形成和变化是“出于自然”，没有一个“造物主”，这比简单地认为世界是有一个人格神的造物主创造的宗教说教要巧妙多了。但他认为在有万物之前世界是一个空无状态，因此，得出结论说“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这就根本否定了世界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他表面上也否定无中生有的说法，但他认为“无”、“空”是万物的根本，在万物之“先”、“始”，而且要人们“崇本息末”，不要执著于物质世界，而要认识和恢复到世界本无的境界，其结论还是要把世界归结为一种精神性的根源。

慧远进一步发挥了道安的“本无”理论。他认为，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根源于精神感情活动，如果不使感情发生，也就没有万物的发生、变化。

所以他说：“有灵则有情于化，无灵则无情于化。无情于化，化毕而生尽，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灭。有情于化，感物而动，动必以情，故其生不绝。”而要使感情不发生，就必须认识万物以至人的本性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也就是说是“本无”的。他说：“无性之无，谓之法性。”为什么“法性”是“无性”，而“无性”的“法性”又能生出万物呢？慧远搬来了佛教的“缘起”说。他说：“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这就是说，万物的生成都是各种“因缘”（条件）的暂时凑合，没有独立的本性，所以虽说是“有”，而实际上是“无”。

慧远的神学唯心主义是与现实矛盾密切联系的。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反佛斗争中提出的问题，着重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论证佛教教义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一是进一步论证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说教的理论基础——灵魂不死不灭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表面上是要解决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则反映了当时僧侣地主阶级与一般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

慧远在《法性论》中简明地叙述了佛教所谓的最高精神实体和达到佛教最高精神修养境界的关系。他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这是说，佛教所谓的最高的精神实体是以永恒不变为“性”的，而要达到宗教的最高精神修养境界就必须体认这个实体，也就是说要超脱一切现实生活和世俗的见解。这样，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和超脱一切现实变化的最高精神修养境界，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佛教的最高实体也就是一种超脱现实世界的永恒不变的最高精神境界。

慧远在另一段话中说得更具体了。他说：“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涅槃”是佛教所宣传的一种绝对安静、无思无念的最高神秘精神状态。只有体认了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的人，才能不以生命来拖累他的精神世界；只有根本超脱现实世界一切俗务的人，才能不以各种情感来拖累他的生命。这样，就可以达到停止一切思虑和情感活动（“冥神绝境”），即“涅槃”的境界。

由于地主统治阶级上层的信奉和提倡，佛教到东晋南北朝发展极盛，大小都市庙宇林立，出家僧侣数目剧增。据《南史》中记载，由于佛教僧侣可以免税、免役，投身佛寺的人数极多，致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样，从事实际生产的人口减少，又要供给大批僧侣的吃、穿和挥霍，大大地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广大劳动人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加剧。同时，这时不少佛教寺院都有了独立的经济，形成了一个僧侣地主阶层。他们大量占有土地和劳力，并且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与一般世俗地主也发生了矛盾。因此，当时产生不少激烈反对佛教的思想家。

最初，反对佛教理论的思想家，大都是从佛教是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观念不合这点着眼的。其后，根据佛教教义，僧侣是出家人，是超脱了世俗的，对皇帝也不行跪拜礼，这也触及了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东晋时也还展开了一场关于沙门（僧侣）应不应该敬王的争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之间的小矛盾。慧远着手来解决这个矛盾。他在《答桓玄书》中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缺）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这是说，如果一个人信了佛，他的道行业绩就可遍及六亲，以至整个天下，因此，他虽然没有处于王侯的地位，从事实际政治统治，但他的作用已经是协助了帝王对人民进行治理。所以说，僧侣出家表面上看来背离父母子女的天生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违背孝的道德规范，同样，僧侣形式上不对帝王行跪拜礼，实际上也并没有失去敬的原则。所以，慧远认为，“释迦之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

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并没有矛盾，而且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本来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并没有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它们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制度服务的，只是在理论形式上和采用的方法上有某些不同而已。慧远实际上是调和两者的矛盾，而使两者合而为一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涉及佛教宗教的根本理论问题。佛教用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宗教虚构来为社会十分不平等的贫富贵贱现象的合理性作论证，宣扬一个人现世或者下世的贫富贵贱，都是他自身前世或现世为善作恶的结果。根据这种宗教的虚构，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前世、现世、来世的轮回，必须有一个主体的承受者。人的是要消灭的，佛教不承认如同中国道教所说的人可以长生不死、成仙的虚构。这样就只能由一个精神实体来承受轮回、报应。当时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在理论上集中驳斥了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妄，同时也就涉及对承受轮回、报应的精神实体存在的批判。

关于这样一个虚构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印度佛教中是不明确的。因为根据佛教一切皆空的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承认有一个独立的、不灭的精神实体存在，同样也会引起种种烦恼以至阻碍超脱轮回、报应而成佛。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就叫“我执”，也必须破除。但没有一个承担者，轮回、报应的虚构就将落空。因此，印度佛教各派千方百计地用各种曲折、隐晦、神秘的说法竭力回避把轮回、报应的承受者看成一个实体，而把它描绘为一种无实体的意识活动或行为作用等。实际上，不管他们如何讲，总还是一个承受轮回、报应的精神主体。

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一般人根据其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理论，认为精神（灵魂）不死不灭似乎是佛教理论的当然前提。东汉人就认为，佛教理论“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三国时支谦译“法句经”也讲“神以形为庐，形坏神不亡”等。慧远正是适应了中国一般人对佛教理论的认识，结合中国传统的思想，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论证了“神不灭”论，奠定了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理论基石。

他说：“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有的是当世就受报，这叫“现报”；有的来世受报，这叫“生报”；有的“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叫“后报”。佛教这种轮回、报应的说教也比中国传统的只讲现世受报，或父母作善恶而子孙受报应的说法要精致得多，对人们的思想毒害也要深得多。这里讲的一世就是一个轮回，只要你不去掉“无明”、“贪爱”等世俗的感情，你就永远不能超脱“轮回”，生生世世摆脱不了现实世界的种种苦恼。只有相信佛教的说教，把一切都看成“空”，才能不为“无明”、“贪爱”等错误感情所牵累，从而超脱轮回，投身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天国），永证佛果，即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