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以后，道教被封建统治者所改造和利用，完全变成了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宗教。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道教为了与佛教争夺地位，无论从道教教义和理论上、宗教组织上都有极大的发展，是道教发展、健全的时期。宋元明时期，虽然道教宗派林立，组织更趋严密，道教典籍不断编撰刊印，对宋明理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它在教义和理论上已没有多少新的发展。明万历以后，道教趋于衰退。

一、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

道教是我国自创的一种宗教。最初，人们把道教与道家混为一谈，把道教的创始人假托于老子。如《魏书·释老志》中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

道教是从古代原始宗教的巫术和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等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大约在东汉末，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正式出现。最早的道教组织为于吉、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代表的初期道教，还只是一种民间宗教。它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并与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起了宣传和组织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剥削的作用。张角领导的太平道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推翻“苍天”，代之以“黄天”。现存《道藏》中的《太平经》是否于吉、张角时所奉的《太平清领书》的残本，大可怀疑。但其中个别地方也还可窥见一些当时太平道反对剥削，要求均平的思想。如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又如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等。五斗米道设置“义舍”，也与这种“救穷周急”的思想不无关系，而且是提倡下层劳动人民中互助，互济的具体体现。所以，当时曾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禁止。

道教徒为了与佛教宣扬的所谓西方佛土极乐世界的迷信说教抗衡，也编造了一套所谓天宫神仙世界的迷信说教。其实，这些都是道教徒为了提高道教地位，便于其传播道教的宗教迷信说教，所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道教与道家有相联系的一面，那就是道教借用了道家老子、庄子等人著作中的一些唯心主义思想，作为它的理论依据，把《老子》、《庄子》等奉为道教的基本经典。但是，绝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道教源于道家，更不能把道家思想与作为宗教的道教思想混为一谈。

至于从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来看，虽然五斗米道的张修教人学《老子》五千言，但总的来讲，这时的道教还没有系统的教义或宗教理论。它的宗教活动内容，还只是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符水咒说”、鬼神崇拜等迷信活动的杂凑而已。此外，规定了一些简单的宗教戒律。

道教的根本教义是追求长生不死，肉身成仙。在宗教神学理论上，则主要是借用道家的一些唯心主义理论，同时吸收部分佛教的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以为补充。

道教把“道”作为其最根本的信仰，把“道”看做超时空、先天地万物的东西。认为“道”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包，是一切的开始。“道”生“元气”，“元气”生“天地”、“阴阳”、“四时”，然后才有万物。而为了适应宗教信仰的需要，道教把“道”人格化为“三清尊神”，即所谓“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教的宗教教术十分杂多。宋代马端临在《经籍考》中曾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篆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具体来讲，又有所谓：占卜、符篆、祈禳、内丹、外丹、辟谷、房中、仙药和导引、吐呐、养性、服气、存思、胎息、服药、接命、按摩、守庚申等繁多的道术。这些道术中，有些完全是迷信，如求神、驱鬼、禳灾、祈福等。有些则是与体育、医药结合起来的养身之道。所以在道教典籍中，保留着一些我国古代有关化学、医学和体育锻练等方面的有用资料。

二、葛洪、陶弘景的道教

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陶弘景等。

三国时，封建统治者鉴于东汉末农民利用道教组织起义队伍的教训，曾对道教采取了限制的措施。如相传太平道的创立者于吉，在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被镇压下去后，仍活动于吴国，“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又如，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后，把一些道士集中到魏国，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农民利用道教组织起义。

尽管有这些禁止措施，道教在社会上仍然有相当的影响。直至东晋末，尚有孙恩等利用五斗米道组织起义。据《晋书·孙恩传》中载，孙恩在晋安帝隆安三年，率领起义队伍攻破上虞、会稽后，“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声势是很浩大的。但同时，道教也为许多门阀世族大地主所信奉，如《晋书·王羲之传》中说：“王氏世事五斗米道，凝之（王羲之次子）弥笃。”一些著名的道教徒开始对初期道教进行理论上和组织上的改造，使之适合门阀世族大地主阶级的需要。

陶弘景是南朝梁代人，生于456年（刘宋孝建三年），死于536年（梁大同二年）。他是一个与南朝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热衷于政治活动的道士。据说，梁武帝即位后，每逢国家有征讨大事时，常派人去茅山向陶弘景咨询，因而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称。

陶弘景也是一位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炼丹家。在中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学上有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药物学上，他著有《本草集注》，对七百三十种药进行“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诏时用土地所出”（《华阳陶隐居集》卷上，《本草序》），是以后唐《本草》的蓝本，古代药物学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陶弘景的主要著作还有《真诰》一书。在那里他又构造了一套所谓“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即“道”生“元气”，生天地万物的唯心主义理论。陶弘景在道教史上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他在《真灵位业图》一书中，按世俗社会的等级秩序，虚构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神仙世界。他说：“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万。”然后，他又以神仙世界的森严等级品第，反过来论证世俗社会分别贵贱、高低的合理性。他还研究过天文学和地理学，又相传他曾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用机拨动，与天象相会合。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生于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死于364年，年八十一；一说，生于283年，死于343年，享年61岁。他早年参加过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受封“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晚年隐居于广州罗浮山。

葛洪生于一个笃信道教的封建贵族家庭。他的祖父葛系是三国时孙吴的大鸿胪，父葛悌是西晋的邵陵太守，叔祖葛玄则是三国时著名的道教徒。相传葛玄是左慈的徒弟，能用符，行诸奇术，漂行海岛得仙书，死于吴赤乌七年，后世道教徒称他为葛仙公。葛玄以其道术传郑隐。葛洪起初从郑隐学道，以后又就鲍玄学道。葛洪的主要著作有《抱朴子》内外篇。内篇二十卷，论神仙、方药、鬼怪、变化、祛邪、养生、延年等道教理论和道术。外篇五十卷，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等，是政论性著作。

此外，葛洪尚有《神仙传》、《枕中书》、《隐逸传》，以及有关医药等方面的著作多种。葛洪所发挥的道教理论和政论，都是为巩固封建贵族统治服务的。他不仅亲自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而且著文批判“无君论”，认为“君臣之大，次于天地”，竭力把道教教义与封建的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所以，他攻击张角等农民起义领袖所开创的，反映劳动人民平均要求的初期民间道教为“邪道”、“鬼道”等。

葛洪对道教神学唯心主义理论多有发挥。从宗教信仰方面，葛洪虚构出一个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至上神“元始天尊”。从神学唯心主义方面，葛洪则发挥了《老子》关于“玄”、“道”、“一”、“无”等唯心主义理论。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首论《畅玄》，发挥《老子》关于“玄”的思想。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即所谓“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在他看来，“玄”的作用是神通广大的，“乾以之高，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力”。这是说，天高地卑，云行雨施都是“玄”的作用。不仅如此，“玄”是无所不在的，“其高则冠盖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天地万物也是由“玄”中孕育产生的。所以，他又说“玄”“胞胎元一（元气），范铸两仪（天地），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佃旋四七（二十八宿，即列星），匠成草昧（最初的物质世界）”。

“玄”产生天地万物，而且天地万物一刻也不能离开“玄”。他说：“故玄之所在，其乐无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器物离开了“玄”就要“器弊神逝”，这就是说“玄”超出于一切具体的“器”、“神”，而是一切“器”、“神”的主宰者。

这样的神秘物绝不可能是物质的客观存在，而只能是宗教唯心主义者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一种绝对观念。正因为如此，葛洪对“玄”的所有描述只能是“玄之又玄”的。如“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去焉莫追”，即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也没有任何量的规定性。“玄”的概念，在《老子》那里与“道”的概念并不完全相等，《老子》是以“道”为先天地生的万物本源，而“玄”是描述“道”的神妙作用者。葛洪把“玄”也说成是“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这是吸收了西汉末扬雄的《太玄》中把“玄”作为宇宙本体的思想。

对于这样的“玄道”，正如葛洪自己所说的，只能“得之乎内”。然而他又认为：“其唯玄道，可与为永。”葛洪反复论证“玄道”超时空而永恒存在，正是为道教追求长生不死，修炼神仙的宗教教义作理论依据的。

在葛洪那里，是把“玄”和“道”完全等同起来的。他对“道”的描述，基本上与“玄”一样。如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又说：“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两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同样，“道”也是无所不在，而没有任何质与量的规定性。如说“以言乎迩，则周流秋毫而有余也；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等。

葛洪认为，“玄”和“道”在天地万物之先，生成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也都因“玄”和“道”而显现出众多各自不同的特性。但是，作为“玄”和“道”本身来讲，却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即所谓“其本无名”，或者径直就是“无”。葛洪曾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又说“有者，无之宫也”。这就是说，“无”是最根本的，“有”只不过是“无”寄处的宫室而已。

“玄”和“道”虽然“鼓冶亿类”、“胞胎万类”，但其本身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即所谓“一”。他说：“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亦远哉！”又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所以，葛洪认为，要守住“玄”或“道”，也就是要守住“一”。“一”也就是“玄”或“道”。他引《老子》中形容“道”的一段文字说：“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