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空见与有见，并在一心中，此心若也无，空有当何在？……是故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又说：“法本由人起，法本由人灭，起灭自由人，法本无起灭。”因此，不仅“十方所有物，并是一识知”，并且“一心一念里，并悉含古今”。总之，他认为，“心之与境，常以心为主”。也就是说，客观事物依赖于主观感觉。这种根本否定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并把它归结为主观意识的产物的理论，他以事物的动静为例说：“眼摇见物摇，其物实不摇；眼静见物静，其物实不静。为有二眼故，见物有动静，二眼既也无，动静亦不有。”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

四、佛道二教的斗争

道教和佛教都是用宗教迷信和神学唯心主义理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两者之间在宗教教义和理论方面，经常互相仿效、互相吸收。但有时为了争夺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也互相攻击、互相斗争。

佛教在初传入中国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也只是把它当做如同中国传统的各种道术中的一种来信仰的，称之为“浮屠（佛）道”，甚至把它看成与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最初人们对佛教与道教并不是分得很清楚的。如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即是既“诵黄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之仁祠”。

东汉桓帝也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直至南北朝时期，即使如陶弘景这样著名的道士，也还兼信佛教。据《南史·陶弘景传》中载，陶弘景“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郧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而且在他的寺观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陶弘景是一位极受梁武帝重视的道士，他的道佛并崇也可能是为了迎合梁武帝的崇佛而有意这样做的。但也由此反映出道佛二教互相容纳的一个侧面。这种情况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也还不乏其例。

佛教在传入我国前，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因此在宗教神学理论上比较充实，经典也极多，很能迷惑一些人。道教在其形成初期，在宗教神学理论上比较简单，以后虽然引老子为教主，以《老子》、《庄子》、《列子》等为经典，但与佛教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的。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道教徒已从事于援佛入道的工作。许多道教徒模仿佛典来炮制道经，有的甚至把佛教经典中的“佛说”，改成“天尊曰”，其余再稍加修改，就搬了过来算作道经。即使如陶弘景所作之《真诰》为道教中重要经典之一，其中《道授篇》，朱熹也已指出它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于在道经中，引进“地狱”、“诸天”、“托生”、“劫数”、“观照”、“双遣”、“定慧”等佛教用语及其神学理论更是不胜枚举。

佛教吸收道教教义和理论也不在少数。唐代传入的佛教密宗有许多教义和理论与道教相似，如密宗主张“即身成佛”与道教“肉身成仙”的理论相似，密宗有所谓“欢喜佛”，道教有所谓“**”；密宗有各种祛邪的咒语，道教也有各种符咒术，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受到道教的影响。至于佛、道二教在宗教戒律方面，更是经常互相吸取和补充。

如果细加分析，道教和佛教在宗教神学理论和教术上，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如在生死形神问题上，佛教以有生为空幻，认为即使延年益寿，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一死，所以主张“无生”，而追求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道教则以吾身为真实，所以主张“无死”，追求养生延年，肉身成仙。

表现在宗教修炼方面，佛教偏重灵魂（精神）解脱，道教则偏重“炼形”。当然，这些区别只是相对的，道教中一些流派也有注重“养神”的。如《西升经》中说道：“伪道养形，真道养神。真神通道，能亡能存。神能彪形，并能移山，形为灰土，其何识焉。”同样，佛教也有注重养生，追求长生不死者。如北齐时慧思（相传为天台宗中土二祖）在《誓愿文》中就说“我今入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诸趣”，等等。而更主要的是，佛、道二教在宣扬宗教的出世主义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从实质上来看，佛、道二教的斗争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的，它反映了僧侣地主阶级内部争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反映了统治阶级中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而有时也还包含着一些民族矛盾的内容。如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佛道二教争夺地位的斗争，太武帝听从崔浩的意见崇信道教，打击佛教，下令禁止佛教，诛杀沙门，禁毁佛像、佛经等。而实际上反映了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豪门士族大地主与以长孙嵩为代表的鲜卑族贵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

唐武宗时的灭佛运动，表面上也是佛道二教的斗争引起的，但实质上是由于佛教寺院经济无限扩张，极大地损害了世族地主和皇室的经济利益所引起的。这在唐武宗所下的灭佛诏书中已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诏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字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废，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灭佛的结果，经济上的收获是巨大的。据史书记载，当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由此可见，佛道二教的斗争不管如何激烈，绝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不同引起的，而是由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造成的。

第一章第二编·第十章韩愈、李翱的心性哲学与反对佛教的斗争

一、社会和历史背景

在唐朝，由于庶族地主势力的扩大，在文化上出现了古文运动，同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斗争。从庶族和科举出身的一批新官僚，是这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到了唐朝中期，随着土地兼并的激化和王朝危机的加深，达到了。这个运动在文学上的锋芒，是反对魏晋以来华而不实的骈体文，反对脱离实际的玄虚的空谈，提倡秦汉时代的古文体。

封建神权论和宗教唯心主义是唐朝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贵族和士族，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极力提倡道教，鼓吹儒家天命论。老子被贵族们尊为玄元皇帝，庄子被封为南华真人，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封建贵族和士族，利用佛教神学论证他们应当享有封建特权，利用道教论证唐朝的皇帝是神仙的后代，利用儒家宣扬的神权论来论证他们的政权出于“天命”。

在哲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出世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佛教、道教和儒家鼓吹的神权论。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有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无神论者，为唐代封建文化的发展开创了新风气。这个运动是为庶族地主势力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服务的。

总之，他们企图用封建的神权论和宗教唯心主义来论证士族统治的合理性，以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从庶族地主出身的一批新官僚，在反对士族制度的斗争，在提倡古文运动的同时，则举起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旗帜，向唐代为士族特权作辩护的儒、释、道三教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展开了斗争。

在唐朝初期，反对佛教有神论和传统宗教迷信的著名代表有傅奕和吕才。

傅奕（555—639年）是当时反佛教的激烈人物。他同佛教僧侣和佛教徒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他几次给皇帝上书，要求废除佛教。认为佛教的流行，破坏了封建等级秩序和社会生产，逃避赋役的人增多了，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他批判佛教说：“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他主张叫天下僧尼还俗，配为夫妻，生儿养女，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收入。并且主张没收寺院的财产，分给“孤老贫民”和没有田宅的人。

佛教讲的因果报应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因此，他把佛教宣布为“妖幻之教”。傅奕的排佛理论，主要是从政治、经济问题出发的。他表面上打着卫护皇权的旗号，实际上是站在庶族地主的立场上企图借皇帝的力量打击为士族特权作辩护的佛教。以后，唐代不少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新官僚如狄仁杰、姚崇等都是沿着傅奕这条路线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他还揭露说，佛教讲“布施”，有钱的可以得到福报，这种宗教“重富强而轻贫弱”，只对富人有利。他认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不是什么个人的“业”招来的，更不是什么“佛”安排的。

吕才对中国固有的封建迷信进行了批判。他的无神论的锋芒在于反对命定论。他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不是在娘胎里先天注定的。他说：“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天寿更异。”他引证了历史上许多大人物的实际遭遇，揭露了命定论的虚妄。他还揭露了“葬法”、“风水”等迷信的虚妄，认为人死安葬的时日同子孙后代的富贵贫贱没有任何关系。

吕才的无神论同样打击了为士族的封建特权作辩护的封建迷信。

傅奕和吕才，他们都用秦汉时代的古文体裁表达了自己的反佛教和无神论观点。他们反对有神论的斗争，成了唐代庶族地主出身的新官僚反对封建神权论的先声。到了唐代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庶族出身的新官僚同士族势力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在斗争中，出现了著名的文学家和激烈排佛者韩愈，同时也出现了著名的文学家和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柳宗元。

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儒家学说的积极鼓吹者，在哲学上同佛教、道教和儒家的神权论进一步展开了斗争。他们都反对宗教迷信，这是共同的。但韩愈反对和批判的重点在于排斥佛教，而柳宗元所反对和批判的重点则在于打击儒家天命论。他们之间相互也曾进行过批评。韩愈曾指责柳宗元反对佛教不积极，柳宗元又指责韩愈宣扬了儒家天命论思想。

二、韩愈的“道统论”

韩愈，字退之，生于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死于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唐代科举出身的新官僚，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我国古代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他出身比较低微，自称“布衣之士”，和“王公大人”不是一类人。他曾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他不满意封建贵族和旧士族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特权，认为富贵之家游手好闲，过着寄生生活，必有“天殃”。

韩愈自认为，他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任务是排斥佛教和道教。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他自认为是孟子学说的继承人，要效法孟子当年排斥杨、墨的精神，同佛教和道教进行殊死的斗争。唐宪宗李纯不仅信仰道教，而且极力提倡佛教。819年，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奉，韩愈上表指出：历代崇信佛教的帝王，不是国灭家亡，就是身死名裂，“事佛求福，反更得祸”，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要求皇帝把“佛骨”烧毁，“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唐宪宗要杀死他，经宰相崔群等劝说，他才免于死罪。他被贬官到潮州后，曾写诗表现了排斥佛教的坚定立场。他的学生曾劝他不要同佛老学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免别人攻击。他回答说，我不是好辩论，而是要“行道”。

他主张应该由有才能的人——“贤士”来管理国家政事。他要求加强君主集权的统治，反对藩镇割据并且亲自参加了削平藩镇的斗争。在思想上，他极力推崇儒家学说，特别是吹捧孟子，提倡《春秋》、《大学》和《中庸》，企图用孔孟之道来对抗佛教和道教。他把提倡古文运动，推崇先秦儒家学说和反对佛道二教的斗争结合起来，为庶族出身的新官僚争取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武器。关于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和《谏迎佛骨表》等，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