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提出人性有两种的说法。他们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谓性”的性，一是“生之谓性”的性。“天命之谓性”的性，是在人未生以前就已存在的性，程颢又称之为“人生而静以上”之性，程颐又称之为“穷本极源之性”。二程根据他们的人性论，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他们宣称，人的都是不好的，应该克服“人欲”，保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程颐说“不是天理，便是私欲”，又说，“无人欲即皆天理”，认为天理人欲是势不两立的。

程颐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天命之谓性”的性就是“理”，也就是封建道德“三纲五常”。他说：“自性面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所谓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人性既然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容，何以人又有很多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呢？程颐认为，这是气的影响，气有清浊之分，于是人的思想感情就有善有恶。程颢说：“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程颐说：“气有清浊，禀共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就是说，人们“恶”的行为是从先天禀受的气质中带来的。

这性是最根本的，也就是作为宇宙根源的理在人心中的体现。这性是绝对的善。“生之谓性”的性，程颢又称之为“气禀”之性，程颐又称之为“才”，这性是有善有恶的，是从“气”来的。

程颐强调“敬”，他说：“涵养须用敬。”他反对道家和佛教屏去思虑的说法，主张以“敬”为基本的修养功夫。他说：“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

这是说，人常常有很多思念，无思无虑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是经常集中注意力，时时警惕自己，克服一切不符合封建伦理的思想，这就是所谓“敬”。程颐又解释所谓“敬”说：“主一之谓敬。”又解释所谓“一”说：“无适之谓一。”敬就是集中注意力，严格遵守封建伦理的规定。二程所谓“敬”，具有宗教徒“虔事上帝”的精神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修养方法。

程颐宣扬禁欲主义，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有人问他，如果有孤苦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可以再嫁吗？程颐回答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就是说，宁肯饿死，也不能违背“天理”。他这句话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表现出封建礼教的残酷性，同时也暴露了唯心主义理学的反动性。二程的理学对于后来的思想有严重的影响，宋代以后，所谓“天理良心”成为一般地主阶级统治者压制劳动人民造反，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口头语。这就足见他们的坏影响是很深远的。

二程的禁欲主义也是从佛教的出世主义来的，他们企图把禁欲主义与仁义的说教结合起来。二程谈修养，认为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修养之道。程颢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他所谓仁就是“万物一体”的神秘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觉得自己和万物合而为一，觉得对万物无有不爱。程颢说：“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第一章第三编·第四章集理学之大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生于1130年（宋高宗建炎四年），死于1200年（宋宁宗庆元六年），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做过知南康军、宝文阁待制等官。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乾道三年（1167年），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

朱熹著作甚多，主要哲学著作是《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他平日讲学的问答，后来编为《朱子语类》。清初编纂的《朱子全书》是朱熹著作和语录的分类选辑。

一、“理一元论”

朱熹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论，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到孟子以后中绝了。他认为二程是直接继承孟子的，“程夫子兄弟者出”，“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而他自己是继承二程的。二程和朱熹的学派，后人称为程朱学派。从南宋到明清几百年间，程朱学派的哲学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

程朱学派所谓理有几层意义。理的本来意义是事物的规律。事物的规律是一类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是一般的东西，而事物则是特殊的东西。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但程朱把一般与特殊割裂开来，认为理是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事物的根本，在事物之先。

这样，他们所谓的理就不是事物的规律了，而只是一些一般性的概念、观念。讲理在先，也就是讲观念在先。而程朱所谓理还不简单地就是关于事物的抽象观念，他们所讲的理的内容主要是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标准。实际上，他们是把封建道德标准绝对化永恒化，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宇宙的根本，一切事物的根源。程朱学派以理为中心观念，所以称为“理学”。

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材料。他就是这样截然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断言具体的东西以抽象的东西为根据。朱熹也讲理与气不能相离，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他又认为，理气二者之中，理是第一，气是第二。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理是根本的，主要的。又说：“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这是说，就具体事物来讲，理气是不相离的；但从根源上来讲，从理论上讲，却应当说理在气先。所以，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这种所谓在先，可以说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谓的“逻辑上的在先”，不是“时间上的在先”相似。事实上，自然观上所谓的逻辑在先，只是唯心主义的诡辩，其目的还是要表示具体事物是由抽象的“理”决定的。

从朱熹的哲学体系看，一方面他说“理”和“气”本无先后；另一方面又说“先是有理”，岂不矛盾？不是的。

朱熹说“理”与“气”本无先后，是就构成事物的时间上说的，一事物成为一事物，同时具有“理”和“气”两个方面，不得有先后。但是，朱熹还是强调地指出了“理先气”的先后问题。他认为，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看，从根本上看，是“理”先于“气”的，这里的“理”先于“气”不是指构成事物的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从逻辑上、道理上说“理”是在先的。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这是说在具体的君臣，父子等封建伦理纲常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着君臣、父子等封建道德原则。不管具体的君臣、父子如何变化、生灭，这些原则（理）是永恒的、不变的，具体的君臣、父子等封建关系，都是这些永恒不变的原则的体现。同样，其他一切具体的万事万物，也都是由万事万物的理所决定，因此，“理在事先”是朱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

在思想上，朱熹特别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他甚至认为法庭处理案件要先看尊卑上下的关系，他说：“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劳动人民告状，有理也不行，“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祜”。朱熹发挥了二程的理一元论，加上一些补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他认为，全宇宙只有一个太极，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所以生成存在的根据。每一物都以太极为其存在的根据，所以每一物都含有太极。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这就是说，每一人每一物都以那普遍的理为它的存在的根据，所以每一人每一物都具有那普遍的理。

他称这个最根本的、整体的理叫做“太极”。他说“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至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这个最根本的理——太极，朱熹认为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初根源。他在解释太极时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自然界的产生、变化）之枢纽，品汇（万事万物）之根柢也。”所以，太极本身虽然是无动静、无生灭的永恒存在，而一切具体事物的产生、变化、消灭都是由它那里来的。这个太极，朱熹认为又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他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所以他说：“其中（太极）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

太极中最主要的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他进一步又把这四种道德原则加到自然界上去。他说：“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元是春，亨是夏，利是秋，贞是冬。他认为，春天草木生长，体现了仁；夏天草木茂盛，文采丰富，体现了礼；秋天结成果实，收敛起来，体现了义；冬天草木凋落，生机潜藏，体现了智。朱熹虽然认为每一种事物都各自有各自的理，但他又认为这些万事万物的理，都是一个最根本的整体的理的内容。

关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这叫做“理一分殊”。他认为，整个世界的最根本的理只是一个太极，太极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不能分割成部分的。万物只是它的分别的整体体现。所以，他提出了“物物有一太极”的学说。

朱熹说，“物物有一太极”，即每一具体事物都具有整个的理，那么，这一物的理与那一物的理为什么又有区别因而表现为不同的理呢？朱熹认为，这是因为每一具体事物虽然都具有那整个的理，但各物所禀受的气不同，因而整个的理在各个具体事物上表现出来时，受到气的粹驳的影响，就有偏有全：“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理同而气异”，这一句说道“理同”的理是唯一的、共同的，“是说方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

朱熹认为，没有理也就不成其为事物，所谓事物，都只不过是“理”的体现而已。如他说：“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这就是说，屋有厅、堂，草木有桃、李，人有张三、李四，这些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别和联系，都是由一个根本的抽象的道理所决定的，是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