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还强调夫权和重男轻女的思想，以为男子才智高于女子，男子可以娶妾，女子不准再嫁。李贽特别批判了男女不平等的偏见，同情寡妇再嫁。他肯定男女在才智上是平等的。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

李贽对于“市民”、商人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他曾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得者末。”因而使他对于封建的正统思想有所不满。他积极主张“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因而对战国时期提倡变法图强的历史人物，明确加以赞扬，认为这些人“个个有叶定之学术，个个有必至之事功”，他说，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吴起变法“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韩非的著作则“益人意智”等。

李贽有一些讥讽封建官僚的言论，曾把官吏比作盗贼，比作老虎。但他对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抱有反感，骂赤眉黄巢为盗贼，斥黄巾张鲁等为妖贼，他甚至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是“忠义之烈”，更明显地暴露他妄图用“招安”的办法来瓦解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立场。

一般认为男子的见解高明，女子的见解低下，这是不对的，女子也可能有高明的见解。对于这种女子“恐当界男子视之，昏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了。李贽更赞美卓文君自己做主和司马相如结婚的行为，他认为卓文君不向父母请示，自己决定再嫁，是很对的，如果向父母请示，一定不能通过，“斗筲小人，何足训事！徒失嘉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这是对程颐等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说教的直接批判。主张婚姻自主，在当时是大胆的新思想。

李贽还深刻揭露了维护封建礼教的那些假道学的虚伪。当时，有一个陆王学派的道学家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反对李贽。李贽揭露耿定向的言行说：“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宁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利，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

耿定向实际上也只是求食求安，读书做官，专门为自己打算；口头上却说为别人，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尽说假话。李贽认为，这些伪君子们“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那些道学家伪君子不如“市井小夫”、“力田作者”的朴实。李贽还尖锐地指出：那些道学家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无情地揭露了当时道学家的虚伪与欺骗。

他宣扬这样一种利己主义人性论，把地主、商人的贪欲和权势欲以及私有制下农民手工业者所具有的私有心理都看做人类的本性。这种思想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当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识。

从他的基本态度和思想内容来看，可以说他还是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同时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观点。

李贽甚至公开宣称“自私”是人的天性，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这就是说，人的主观意识的内容，就是自私自利。他又举例说明：“如服田者利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利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经营田地的人企图占有秋天的收获，然后才努力管理田地；住家的人企图占有仓房积蓄，然后才努力管家；读书的人企图占有升官进职的便利，然后才努力钻研书本准备考试。他认为这是自然的道理，必然的趋势，不是可以说空话来反对的。他这样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又说“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

四、真理相对性的问题

李贽早年曾经有自发的反宗教倾向，他曾经自述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可以说他早年曾经由生活的体验而倾向于自发的唯物主义。但后来受王守仁与佛教禅宗的影响，接受了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李贽的哲学思想基本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在认识论方面，李贽的学说基本上也是唯心的。他承认“生知”，认为人人都是生知的。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这所谓生知的意义很不明确，但他显然是讲生知，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他不承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他接受了佛家的唯心主义，讲所谓“真空”，认为所谓“人伦物理”（社会生活与自然现象），都是“真空”的表现。他说，如果认为人伦物理即是人伦物理，即认为社会生活与物理现象都是自己存在的，就不对了，人伦物理只是“真空”的显现。所谓“真空”，也就是佛教唯心主义所虚构出来的最高精神性的本体。

李贽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真理相对性的问题，否认以孔子思想为绝对真理的传统观点，这在当时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他指出，所谓是非，即正确与错误，是相对的，是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但他不能理解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联系，不承认真理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于是陷入于相对主义的错误之中。

关于真理问题，李贽批判了一个错误（以孔子学说为绝对真理），却又走到另一个错误（相对主义），由于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所以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李贽曾经提出对于程朱学派客观唯心主义的反驳，他认为，世界最初只是阴阳二气，并没有在阴阳二气之上的理。他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最初只是天地，只是阴阳二气，只是对立，更没有在天地之先的太极，在阴阳二气之上的理，在两之上的绝对的一。在这里，他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能生气”的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他又说过：“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把格物致知归结为无物无知，否认了客观事物的存在，否认了知识的可能性，更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了。

李贽也曾着重指出了所谓最高精神性本体与事物现象的相即不离的关系。他说：“着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矣，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若无山河大地，则清净本原为顽空无用之物，为断灭空不能生化之物，非万物之母矣，可值半文钱乎？”

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表现了反传统反教条的精神。但他只谈到是非的随时变化，没有谈是非的客观标准。他更提出“是非无定”的观点，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无定质”指没有固定的本质，“是”可以不是“是”，“非”可以不是“非”，“是”可以转化为“非”，“非”可以转化为“是”。这样，是非无定，就可以并存了，这样，就否定了是非的客观标准，也就否定了客观真理，这就陷入于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真理完全成为主观的、个人的。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所谓“清净本原”也即是“真空”，是精神性的本体。假如清净本原不能显现出山河大地，就成了毫无作用的“顽空”、“断灭空”或“太虚空”，也就不成其为“本原”了。他虽然强调所谓本原不是“顽空”，不是“断灭空”，但毕竟认为山河大地物质世界以所谓清净本原为根据。他的唯心主义是和佛教禅宗一致的。他所说的真空本体也就是所谓“妙明真心”，所以李贽说：“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

这种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禅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的。

李贽指出，孔子的是非不应该是唯一的是非，是非是随时改变的，不应该把孔子所说的话看做绝对的定论。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赏哉！”

李贽对韩愈以来儒家所宣扬的“道统”论也提出了批判。他认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而谓水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这里以“水之在地”比喻“道之在人”是不恰当的，但他的主要意思是肯定“道之在人”，“人无不载道”，道不是脱离人类生活而存在的。这里的所谓道指生活规范。

就“人无不载道”这一点说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韩愈以为，尧舜至孔子的道统传到孟子，孟子死后就中绝了。李贽指出，这种是极其谬误的。“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真大谬也。”

宋代程朱学派自以为他们直接继承了孟子的道统，李贽加以反驳道：“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

这是说，如果像朱熹所说，汉唐都是无道，何以汉唐都能长久维持统治呢，到宋代道统又得到传人了，何以宋代国力衰弱，反而不如道统失传的汉唐呢，李贽指出，宋儒所宣扬的道统说，是自高自大，自我标榜，“好自尊大标帜”，乃是对于千百年人们的“诟诬”，“诬罔”。

李贽对“六经真”《语》、《孟》的批判，对“道统”论的反驳，表现了反教条、反传统、反封建权威的精神，他虽然有相对主义的错误，但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贽指出，做人不必效法孔子，如果一定要效法孔子，那孔子以前的人就不成为人了。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他又说：孔子也没有教别人学孔子，“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真可笑矣”。每一人应有他自己的作用，不必依傍孔子。他认为孔子本人就是这样教育人的，所以颜渊问仁，孔子回答是：“为仁由己。”因此在形式上李贽又并不反孔，并且认为孔夫子与李老子、释迦佛同为三大圣人。

李贽肯定了知识的相对性，这是正确的。但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又陷入相对主义，这就错误了。李贽的相对主义观点是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