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生于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死于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著有《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全祖望补成）、《南雷文定》等书。

一、社会背景及对君权论的批判

明代末年，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化，贵族宦官、官僚大地主加紧压榨人民，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逃亡。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阶级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于是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的昏暗统治。清军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清军南下，到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清兵血腥暴行的显著事例。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明代政权的残余力量，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小地主阶层中的部分人士，都起来进行抗清斗争。

但当时成立的“南明”政权的统治集团，依旧昏庸无能，内部也不能团结一致，抗清的斗争终于失败。当时一些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都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抗争失败以后，他们改变斗争方式，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权的覆亡，汉族主权的丧失，给他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要追问汉族主权丧失的原因，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利弊，于是提出了对于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更要清算过去的学术思想，要求改变过去的不良学风，建立为未来的政治斗争奠定思想基础的新学风。

在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得到初步胜利的时候，原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大地主相勾结，乘机进入山海关，后来逐渐统一了全中国。

明代后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缓慢地增长起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思想家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工商业的重要性，市民阶级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哲学思想中。

在这种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黄宗羲批判了传统的关于君臣民关系的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

明朝是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制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而这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终于被农民革命的浪潮所推翻。崛起于东北的满洲贵族却趁机夺取了中原的政权。

君主的覆亡，汉民族主权的丧失，给黄宗羲以深刻的刺激，使他致力于政治制度问题的探究。他清算了过去的历代的政治制度，总结了长期的历史经验，于是提出了对于君主的深刻批判，发挥了初步的比较明确的民主观念，这是黄宗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项卓越的贡献。

黄宗羲学问甚博，他反对空谈，注重“实学”，对天文、算学、地理等都有研究，特别重视史学，开辟了近代史学研究的风气。他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

关于君与臣的关系，黄宗羲认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一姓服务。黄宗羲指出，有这样的君还不如无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人人都是一样，何以不允许人人各求私利而让君主一人独占一切利益呢，“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他指出，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做“寇仇”，称为“独夫”，都是应当的。黄宗羲严厉排斥了秦汉以后的君权至上的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

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于是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他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应该是人民的安乐。“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君的“师友”，不应该做君主私人的奴仆。但是，黄宗羲认为“君之仆妾”是为君主“奔走服役之人”的观点，正好反映出他仍然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的思想家；他的初步民主思想也仅仅是讲少数人的“民主”。

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做不重要的事情。他更提出对于“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反驳。臣不是“为君而设”的，所以也不必为君而死，臣所追求的应该是人民的利益。他所谓臣主要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君臣关系论主要是主张提高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可以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有力批判，是相当明显的初步民主思想。

黄宗羲认为，在上古时代，君主的最初设立，是由于有人能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于是受到人民的拥护，推戴以为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即天下人民是主，君是客，君的工作都应是为了天下人民的。

但这种合理的君民关系，后来便被颠倒过来了：“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即君主要独占一切利益，把害处都推给别人。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也标榜“大公”，但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于是君主就把天下看做“莫大之产业”。汉高帝刘邦取得了政权以后，对他父亲说：“我所得到的产业，比二哥谁多？”这句话，把君主的心情完全表露出来了。既把天下看做产业，在未得的时候，“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得到以后，“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这样，君主实际上是天下人民的大害。“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二、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政治理想

黄宗羲还提出对于主义的法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