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这里虽然主要是就道德上尽性说的，但也包含着认识论上的意义，即外界的颜色，正是“大吾目性之用”，使我们能“目彻四方”；外界的声音，正是“宣吾耳性之用”，使我们能“耳达四境”，这就进一步发挥了认识对象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颜元一方面肯定认识对象在认识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认识主体获得认识时，必须发挥能动的作用。他认为，认识对象是客观的“物”，而要获得有关这些具体事物的认识就必须“格物”，即动手实做这些实事实物，他说：“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

这就是说，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必须结合认识对象进行活动，对认识对象的事物进行“捶打搓弄”，才能获得对这事物的认识，这才叫做“格物”。过去王守仁认为格物就是正心，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郑康成认为格物就是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等，这些人都脱离对客观事物进行能动的“捶打搓弄”而谈论主体的认识作用，这既错误地了解格物的意义，也就不能获得真正有关客观事物的认识。

颜元所谓物的主要内容，就是指“孔门六艺主教”，所以他经常用如何学礼、学乐来解释他所谓的格物。他说学礼时，“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一定要实地去做这些实事，“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这样亲下手一番，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礼。又如，要知乐时，“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一定要实地去做这些实事，“搏拊击吹，口歌身舞”，这样亲下手一番，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乐。按照颜元的观点，心中想过，口中说过，纸上写过，一切只在言语文字上做工夫，都没有实际的价值，都不能算作真知识。只有“犯手实做其事”，这样才是格物，才是获得真正知识的致知。颜元认为，格物是“犯手实做其事”，因而这样的格物一定具有实际的效果，经得起实际的检验。凡属没有实际的效果，这样的认识也不能算是格物。

颜元所谓格物，要求“犯手实做其事”和具有实际的效果，这样的“格物”他也称为“习行”。他认为习行才是孔子思想的主要宗旨。他说：“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思过谈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三两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习与性成，方是乾乾不息。”

这就是说，习行不但要求踏踏实实学习具体事物，而且要求反反复复地学，才能做到“与我为一”，才能达到“性与习成”。他举学琴为例，“歌得其调，手娴其指”，这只能叫做“学琴”，不能叫做习琴；“手随心，音随手”，这开始叫做“习琴”，还不能叫做“能琴”，“心与手忘，手与弦忘”，这才叫做“能琴”。他认为，认识就是要求“只向习行上做工夫”，即能精通具体的事物，像“能琴”的琴手一样。

颜元以习行作为他的认识论的中心思想，最反对以读书作为认识的目的，这是他的认识论中另一具有独特色彩的地方。他反对以读书作为求得真理的主要手段，更反对以读书作为即是获得真理。他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日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他比喻说，通过读书“讨来识见议论”，正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一样，没有真实的作用。他甚至认为，读书就如吞砒霜一类毒药一样，只能损人神智气力。他还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是说，不能去习行，而只知读书的人，书读得越多，思想就越混乱，声理事情就越无见识，处置实际工作也越无能力。因此，他又说，朱熹曾提倡读尽天下书，提倡每篇经典著作要读三万遍，因此，“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在颜元以前，似乎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也已将行作为认识论的中心思想，过去就有人说颜元“其学大概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实际上，颜元的根本观点与王守仁完全对立。王守仁所谓的行，并不是指实际去做的行。他重视行，是认为必须有行，才能完成良知的知。良知的知是先天的，行只是致良知的最后阶段而已。因此，他的知行合一说，正如王夫之所批判的，是先知后行，销行归知。颜元却认为真知必依赖于行，受行的检验。他的习行说是行先知后，行中生知，反对有先天的良知。因此，颜元提倡习行为主的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三、“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颜元舍形无性的思想，认为人的形质不仅不是人性的累害，反而正是实现人性的。而人的又是满足人的形体各方面的需要的，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颜元究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所谓三事三物之学，虽然包含一些生产斗争的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因素，主要的内容仍以封建的礼乐为主，甚至将一些封建性的六德、六行等道德规范也包括在内，与具体的事物混淆不清。

他的性善论也还是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他仍崇奉周、孔为完美无缺的圣人，政治上提倡复古主义思想，甚至主张恢复宫刑和领土分封制，强调男女有别，说什么“妇女性阴，可束而不可顺”。这都是迂腐和反动的。

颜元认为，这种物质即使比较奢华，也是人情之常，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做具有罪恶性质的人欲。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至于男女夫妇更是人的真情至性的表现，“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

佛教主张出家，这是灭弃人性；道学家诋毁人的物质，也是拂逆人性；这都是应该批判的。颜元曾讥笑佛教徒说，假使没有男女之情，释迦都不会出生，“今世又乌得佛教”？

颜元还认为，古代王道政治的“精意良法”即是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实行奖励耕战的制度，所以说“治农即以治兵”，“教文即以教武”。他还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他的政治纲领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昏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孟子也自称要实行王道，但孟子的所谓王道却反对功利主义的耕战政策，说什么“善战者服上刑”之类。颜元认为，善于耕战的人，“自是行道所必用，如何定大罪、服上刑”？

他认为孟子的这一点不符合孔门真正王道的精神，是他所“不愿学处”。颜元这些观点当时被他的朋友认为夹有“杂霸”思想，他也不以为然。

颜元也接受了宋明以来区分天理人欲的思想。他说：“理欲之界若二毫不清，则明德一义先失真”。在这一点，他与宋明道学的界限并不完全清楚。前面已说道，他认为由气质变化而产生不好的人欲，不是人的气质本然如此，而是后天“引蔽习染”造成的。而他厮谓人欲的具体内容也比较严格，不像朱熹等人那样广泛，以要求美味即是人欲。他还特别强调劳动可以克服“邪妄之念”的人欲。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敝，则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这与他提倡习行的思想结合较密，都是与过去一般的禁欲主义思想有所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他将个人利欲与社会的功利加以明确区别，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宣扬功利主义思想，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受到宋明道学家的特别赞扬。

颜元认为，这种反功利的思想只是掩饰“其空疏无用之学”，正确的原则应该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所以，他认为，道与功，义与利，是完全统一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当然，马上要求立竿见影，这是狭隘的实用的观点，就像揠苗助长一样，固然是错误的。

但全不谋利计功，空谈什么道义，这不是佛教所谓空寂的邪说，就是迂腐儒生的空论。他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钓而不计钓鱼者乎？”颜元注重实际的功利，有时推到极端，认为除圣贤所流传的礼乐外，“后世诗、文、字、画，乾坤四蠹也”。即是说，其他文学艺术都是社会的祸害。

颜元特别强调古代王道的功利主义，提倡整军经武，使人人皆以从军为荣。他说：“军者，天地之义气，天子之强民，达德足勇，天下之至荣也。故古者童子荷戈以卫社稷，必葬以成人之礼，示荣也。”后来，这个传统消失了，重文轻武，宋朝已开始突出。当时学习骑射的人受人轻视，结果使人人变成白面书生，柔弱得像妇人女子，甚至连一点“豪爽倜傥”的气概都没有了，怎么能不使国家日益贫弱呢？明代继承这个遗风，“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甚至还用充军作为刑罚的手段。在这样鄙视习武的影响下，“疆场岂复有敌忾之军乎”？他认为，明代亡国，这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功利主义也还停留在古代以耕战为主的富国强兵思想上，与当时南方新兴的工商业没有联系起来，缺乏时代的色彩。这都是他的局限之处。

四、清初的社会情况及戴震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戴震，字东原，生于1724年（清世宗雍正元年），死于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安徽休宁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早年经常靠教书维持生活。曾中乡举，未考中进士。乾隆时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官，校订天算地理书籍。他对于天文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同时更针对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他的著作很多，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其中主要哲学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旺》。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在黄宗羲、王夫之以外，还有顾炎武（1613—1682年），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曾经参加抗清的战斗，失败后往来南北，联络朋友，进行复明的活动。他激烈地攻击陆王心学，认为心学的流行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他也反对程朱理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主张从事于历史及政治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反对脱离事物的空谈。顾炎武提倡“通经致用”，关于古代经典做了很多训诂考据的工作，开辟了清代训诂考据的学风。

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除颜元外，还有他的弟子李塨。他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发挥了颜元的学说。李塨提出“理在事中”的命题，他说：“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理虚字也，可为物乎，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云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

程朱以为理是形而上的，在事物之先，那就是讲“理在事上”，实际上，理只是事物的规律，是不能离开事物而独存的。李塨的思想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内容。颜李学派是当时反对程朱学派陆王学派的新学派，但影响不大。后来戴震可能看过颜李的书，受到颜李学派的启发。

清代中期，在训诂考据方面有很高成就，同时对于哲学思想也有重要贡献，提出了对于程朱陆王道学唯心主义的有力批判的进步思想家，是戴震。戴震生存的时代，社会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工商业比较繁荣；而清代统治者对文化思想的控制也比以前更为加甚。同时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

清代封建朝廷用“名教”、“义理”来为自己的残暴罪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戴震提出对于程朱理学的深刻批判，反驳了所谓“理欲之辨”，揭露了当时“以理杀人”的罪恶。所谓“以理杀人”乃是对程朱理学的深重流毒的有力控诉。戴震基本上是中小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他对哲学问题讲得不多，他同意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提出“非器则道无所寓”的命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

清代学术以训诂考据之学为主流。顾炎武虽然讲训诂考据，但他的中心思想是“通经致用”，强调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清代从事训诂考据的学者却无人继承顾炎武的这一方面，专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乾隆时期，封建统治者除了推崇程朱理学之外，也提倡考据学。理学和考据学都是束缚人民思想、粉饰封建的工具。

戴震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完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肯定，所谓道即是气化，也就是物质变化过程。他认为，道字的本义指变化过程，“道言乎化之不已也”。这个变化过程乃是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过程，“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行亦道之通称”。阴阳五行就是道的实际内容，“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这样，道就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过程。张载说过：“由气化，有道之名。”戴震认为，道即气化，这和张载是一致的。张载、戴震以道为气化，程颐、朱熹以道为理，他们都讲道，但所谓道的意义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