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生于1854年（清咸丰三年），死于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也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

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十四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戊戌政变后，他同康有为一样，仍旧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变成了革命民主派的敌人。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又成了封建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严复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1896—1908年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他的著作有《严几道文钞》。在他所翻译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的著作中，附有“按语”，也表达了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

一、宣传民主自由

严复在分析西方各国的富强时提出，中国如要富强，则必须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培养大批掌握自然科学的人才。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许多鼓吹变法维新和救亡图存的论文。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成了当时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1898年，他向清朝皇帝上了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具体纲领。在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他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影响。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封建主义的君权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作为他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

海涅曾经称赞康德，说法国的罗伯斯庇尔杀死了一个国王，康德却把上帝杀死了，“在思想领域内，这位伟大的破坏者伊曼努尔·康德在恐怖主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庇尔”。海涅肯定康德这个理论上的贡献为1848年欧洲的政治革命做了前导。恩格斯同意海涅对康德的这个评价。严复取消有所谓超人智能的圣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和影响。

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时期，严复提倡自由和民主，在理论上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批判中国的封建君主，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由于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由于严复本人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严复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方面，虽有比较系统和明确的一面，但在实际政治的主张方面，却也有比较软弱和保守的一面。即使在戊戌变法前他的思想比较激进的时期，他对封建君主的态度，也没有达到他在理论上的批判所应有的结论，而是停留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

戊戌变法以后，严复专心译述，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著作，对于中国人民直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是很有帮助的。这些翻译工作使他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介绍西学最早的主要代表人物。

严复说，学术上要求黜伪崇真和政治上要求屈私为公，中国过去虽然也有这样提倡的，却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西方国家常常能做到，“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即西方社会的人民有自由，而中国的人民没有自由。因此，他介绍了西方作为提倡人民自由的理论基础即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他说：“彼西人之言日，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他还进一步阐述，西方国家的富强虽然有赖于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的发达只是西方文化发达的主要表现而已。西方国家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人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有了自由，才算发挥了天给予人的禀赋和权利。人人具有自由，反对任何人侵犯个人的自由，即使帝王也不能例外，侵犯个人的自由，既遭到舆论的制裁，又要受法律的惩罚。他指出，这个天赋人权所倡导的自由，完全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对立，“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如果中国希望科学发达，刑政公平，就非打破中国圣贤所畏惧的禁条，以提倡个人自由不可。

但是，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却逐渐趋向保守，对某些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理论，也由过去的赞扬转变为反对。例如前面曾谈到，他在戊戌变法前，一再引用卢梭的天赋人权论以批判中国的封建。这一时期他却又明确反对卢梭的这种思想，说什么“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自由，此语大为后贤所呵”。

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则公开加以抨击，讨厌这些人“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认为民族主义的思想对自强图存并无帮助，说“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

严复这种主张出来后，当即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讽刺他只图私利，已完全不敢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要求了，“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日营菟裘以娱老耳”。辛亥革命后，严复在政治上变为反动，参与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居然声称“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国事危岌……一线生机，仅存复辟”。

虽然当时的洋务派看到了西方国家强大的表面现象，也承认要向西方学习，但他们想学习的仅在“汽机兵械之论”，而不知这些机器军械的先进是由于“天、算、格致之最精”。严复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提到了首要地位，在当时的中国极端守旧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对封建主义旧学进行斗争的先进启蒙作用。严复分析，正是由于自由与不自由的不同，中西社会产生一系列具体的差别：“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其于学术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重新知”等。

严复在这里自认为只是对类型不同的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所以得出“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的错误论断。但从具体内容看，严复指出了西方文化是创造的、发展的，“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文化是守旧的、停滞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多少已看到是产生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因此他最后得出结论，这两种文化相遇后，中国一些高官厚禄的官僚“矫尾厉角，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企图逆潮流而守旧顽抗，不向西洋学习，不用西洋之术，就是“狂易丧心”的人了。

根据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他对中国封建君权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自秦以来，各朝代的政治“虽有宽苛之异”，但都是“以奴虏待吾民”。宽待人民，事实上也只是宽待奴隶；抚慰人民，事实上也只是抚慰奴隶。统治者对待人民有如奴隶，人民也常以奴隶自居，完全没有自由。

人民的自由本来是天所赋予，生来就具有的，现在却被统治的君主所窃据，使人民毫无独立自主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大盗窃国”。君主从人民手中窃取权利以后，又怕人民觉醒起来夺取这些权利，于是制定各种法律欺骗和压制人民，“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以达到长期骑在人民头上奴役人民的目的。本来人民是“天下之真主”，但这些窃国大盗和他们的帮手，却制造什么“有命自天”的天命论或天生圣人的圣人说，来为他们窃取的政权辩护。

他又从西方历史上说明，他们现在的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深入人心，又与三百多年以来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密切相联。自从哥白尼建立太阳中心说以后，地球失去了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基督教神学赋予天的崇高地位起了变化。天只是苍苍然自然的天，并不是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天，因而传统的上下观念也发生变化，“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这样，天生的贵贱之说也就失去了根据，王权神授的思想逐渐瓦解，“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择之所以无取也”。在新的科学的自然观的影响下，天赋人权的学说，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就陆续产生了。

首先，严复从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说的观点批判韩愈的这个圣人说。他说，人生来本是自由的，各人从事生产和交换等相生相养的事，但有些内部矛盾需要解决，有些欺夺侵害的事有待防卫，“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

一个社会集团共同约定推举君主后，由君主设置官吏，建立法制和军队，以保卫这个集团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因此，君主是为了防卫人民被欺夺侵害不得已而产生的。如果没有欺夺侵害就不会产生君主。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说：“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但中国自秦以来的君主，却正与这种情况相反，其本身即成为对人民“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韩愈却吹捧君主是天生的圣人，只发布命令，却不为民除害，而且还说君主的存在与天地一样长久，这是完全为君主辩护的错误论调。其次，他从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批判。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自然而然，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并无好恶存于其间，并不区别上下贵贱。但韩愈的圣人说遵奉最强梗欺夺之一人，命令一切，指挥一切，为所欲为，令亿万人民苦其筋力，劳其神虑，供养和侍奉他，稍不如意，则加诛戮。这样的君主“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一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这是将目光只偏向一人，却看不见亿兆老百姓，“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

他指出韩愈的圣人说自相矛盾，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照韩愈的说法，圣人具有特殊的才能，教导人民“相生相养之道”，似乎没有圣人，人民就不知道如何生活。严复反驳说，如果有这样的圣人，或者这样的圣人及其祖先是非人的神之类，或者是具有能更高飞的羽毛、更厉害的鳞介爪牙的怪禽怪兽，才能免于天灾和禽兽的侵害，不然，其本身早已夭亡，如何保卫和教导一般人相生相养之道？况且，一般人若真是寒不知衣，饥不知食，这些人也早已夭亡，所谓圣人又怎能找到这些人作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呢？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中国的君主大多数都是“生于帷幅，长于阿保，其教育之法至不善，故尊为明圣，而其实则天下之最不更事人也”。因此，他认为尊君主为圣人完全是一种欺骗。中国的君主，“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窃取人民的权利，奴役人民，供其一家享受。一代朝廷的兴亡，只是一家一姓的兴亡，与人民了不相干，人民永远受压制愚弄，所以只能得出结论：“此之制，所以百无一可者也。”

严复对圣人说进行的批判，不但动摇了自韩愈以后由宋明道学所建立的思想支柱，而且为中国即将推翻封建君主从理论上扫除了思想障碍，虽然他本人当时并没有得出这样革命性的政治结论。

二、《天演论》及其进化论思想

《天演论》实际上是一篇十分精彩的政治论文。该书认为万物均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变化，“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生物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进化演进的。联系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的状况，向国人发出了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指出再不变法将循优胜劣败之公例而亡国亡种！《天演论》揭示的这一思想，结合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及西方哲学思想，使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代的中国知识界如获至宝，产生了发聋振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