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失败后，到了1900年爆发了伟大的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卖国投降的封建王朝。这次运动在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和清王朝的欺骗、出卖下失败了。农民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由于革命势力的打击，清王朝为了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势力，被迫施行了一些奖励资本家兴办企业的措施。20世纪初，在中国又增添了一些纺织、面粉、煤矿等民族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迫切要求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

20世纪初，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它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所以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扼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

在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从1901年起，资产阶级中下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运动，从爱国运动进一步走向了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时期，由于新式学校和留学生的增加以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知识的传入，在城市中产生了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改良主义运动破产的教训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把俄国的彼得政变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推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样板，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遭到了破产。为了救中国，革命民主派转向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学习，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作为榜样，提出了“外御列强，内建民主”的口号，同改良派的政治路线展开了斗争。

革命民主派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从此，革命民主派的哲学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精神武器。

一、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

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曾举起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旗帜，宣传了进化论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反对了封建的神权论和复古主义的尊孔论，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他们是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把拉马克、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奉为“世界之公理”，用来论证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认为，进化不仅是生物界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宣称：“世界者进化者也。宗教也，学术也，社会也，国家也，无一不循进化之公理，以奔于无极之长途。”他们还认为，所谓进化，就是后来者居上，“今既胜于古矣，后又胜于今矣”，一代超过一代，时代前进了，仍抱守旧的“理法”，同“新开之世运”对抗，那就是“逆天而行，自取灭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民族和国家，“进化者生，不进化者死，进化者胜，不进化者败”。

他们认为，这就是“天演之公例”，不可抗拒的法则。革命民主派的这些观点，相信历史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有进化而无退化”，号召人们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同样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据此，他们指出，政体也是不断进化的，君主政体已经腐朽了，世界已进入民主时代，中国再不实现民主共和，在竞争中就要被先进的制度所淘汰。他们还指出，民主共和之所以比君主进步，是因为前者能“增加大多数之幸福”，而后者只保护少数人之幸福，所以前者必然要代替后者。

革命民主派，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说成是为大多数谋幸福的制度，掩盖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这是出于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断言民主共和必然代替君主，而且强调必须通过流血斗争才能促进政体的进化，实现新的制度。这样，就为进行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们在宣传进化论时，企图把革命和进化统一起来，批判了改良派所宣扬的和平进化论，打击了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当时有革命的意义。

但是，在新旧政体更迭之际，靠旧政体享幸福的，“必挟必死之心以守旧”，而靠新政体获幸福的，“必鼓无前之勇气以求新”，双方各竭其能，势必造成流血斗争。斗争的结果，“或新胜而旧败旷或两败而俱伤”，但绝无“新败旧胜”的道理。这是因为社会在进化，人民在觉醒，企图保持旧的统治已不可能了。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在政体进化的过程中，民权之大小，决定于人民的斗争是否强烈，只有斗争才能获胜（“惟争为能致胜”）。他们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向君主政体进行“最酷烈之竞争”。

革命民主派提出的“革天”说，不仅打击了封建时代的神权论，而且打击了机械宿命论。他们对天演论所作的批评，实际上是反对改良派所鼓吹的自然进化论。他们认为，宿命论败坏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进取心，从而主张“以人力代天行”，反映了资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要求，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们不懂得阶级论，仍把“生存竞争”看成社会进化的法则，并没有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革命民主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又批判了封建复古论。他们认为，世界天天进步，人的知识，“只有一代高过一代，一年高过一年”。而复古派把社会的进步说成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鼓吹开倒车，企图使中国退到野蛮时代，叫今人“做古人的奴隶”。从反对复古主义出发，他们批判了尊孔读经论。他指出，古代的“圣贤言行”，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把孔子说成是“万古之师”，完全违背进化论。他们揭露说：孔子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那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所以独夫民贼喜欢孔子，叫老百姓尊敬他，以此巩固君主的统治。他们认为，即使孔子在周朝的时候很好，但是，“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中国人再讲“忠君法古”，就要亡国了。他们呼吁全国人觉悟起来，“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

总之，他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改良派讲进化论和人权论，并不反孔，而革命派讲进化论和人权论却开始抨击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虽然还很粗糙，但是他们把反孔同民主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打击了改良派的“尊孔保教”论，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他们驳斥古老的“天命论”说，这种迷信把成功和失败归于命里注定，使人“任意丧志”，不求进步。他们驳斥宋明道学家的“天理论”说，把“理”归于“天”，就是否认“理必征于事”，结果“理”成了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仍旧是鼓吹宿命论。他们还驳斥了老庄的“任天”说，指出，把“天”归之于“自然”，宣扬“无为”，造成“疲软无气之人类”，是鼓吹奴隶主义。革命民主派在宣传进化论的同时，还批判了各种各样的宿命论。他们认为，宿命论是同进化论相对立的，相信宿命论必然阻碍社会的进化。针对宿命论，他们提出了“革天”说，驳斥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天”的崇拜，认为搞革命，就得革“天”的命。

他们还驳斥了民间流行的各种“靠天”、“畏天”、“信天”的说法，认为这些迷信，不仅“阻人群之进步”，而且“贼人群之进步”，其错误都在于“灭绝人道，废尽人事”。从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出发，他们又指出，世界的进化，与其说是“天演”，不如说是“人演”，因为“优胜劣败”，“纯属人为”，批判了西方“天演论”中的宿命论。他们说：禽兽战胜草木，人类战胜禽兽，文明人战胜野蛮人，都是“人择”的结果；归之“天择”，便否定了“人治”，等于承认世界的变化是由“天之神通创造之力”预先决定的，必然导致古老的天命论。他们又揭露说，天演论者鼓吹“物竞天择”，叫人“任其自然”，不努力造因而坐待进化的后果，同样使人丧失斗志，阻碍人群的进步。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与其说“人定胜天”，不如说“人定代天”，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天”。

革命民主派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宣传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们认为，20世纪是科学大盛、宗教灭亡的时代，是“唯物主义昌则唯心主义微”，“人道学派进而为实科学派”的时代，而这个新时代又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的。因此，他们热情地歌颂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狄德罗和拉·梅特利的学说。他们认为，狄德罗等人所编的《百科全书》，同卢梭的《民约论》一样，都是不朽的伟大著作，“信真理而不信真神”，大大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意识。拉·梅特利出来后，又使“唯物论学派放一奇彩”。

根据法国唯物论的学说，他们反对了有神论和灵魂不死的信仰。他们指出，所谓“上帝实有”和“灵魂不死”，都是“无根之说”，“空虚无效验之事”，纯属虚构的东西。有神论讲的“灵魂”，实际上是“空名”，不是人的知觉思维能力。因为人的知觉思想能力是人脑的产物。“脑何以能有思想知觉力，因其体形构造不同，而有迭纹焉，如四肢有动筋遂能司动也”。正因为人脑的物质构造与禽兽不同，所以人“有受教育之本能”。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说：“灵魂”绝不是之外的“分体”，而是本身的一部分，所以人死以后，“必与其身同死”。

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对唯物主义的歌颂，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哲学上的表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上要求向法国大革命学习，举起了唯物主义的战斗旗帜，向封建神权论和封建恶势力进行了挑战，并且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同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结合起来，企图用唯物论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把精神现象看成是人脑的机能，断言人的知觉思维能力不能脱离人脑而存在，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灵魂不死的迷信。他们关于精神依赖于物质的论述，标志着我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事实表明，唯物主义从来就是革命阶级求解放的精神武器，在欧洲和中国都是如此。他们关于唯物主义的宣传，虽然还很粗糙，但对我国近代唯物论思潮的传播有启蒙的意义。他们所追求的唯物主义仍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把追求上的幸福看成是道德的基础，在当时虽然打击了封建旧道德的说教，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实质。这种唯物主义又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