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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第五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2

  • 作者:郑红峰
  • 类型:综合其他
  • 更新时间:2021-07-03 19:24:32
  • 章节字数:8324字

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基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宣传了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比较简单的,在历史观方面,他们又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并不懂得科学和哲学产生的物质基础,把物质文明的进步又归之于少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发明和创造,甚至宣称“理想在先,物质在后”,便陷入唯心主义泥坑中去了。

因此,他们划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错误地认为唯心主义也可以激发人们的反抗精神,说什么“主唯物论者,即其所以遏教徒之狂焰也”。他们反对了有神论,对唯心主义却作了让步。沿着这条路线滑下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投入唯心主义的怀抱中去了。

二、邹容的天赋人权论

邹容,字蔚丹(或威丹),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死于1905年,四川巴县人。他是青年的革命知识分子,20世纪初宣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出身商业资产阶级家庭,17岁时,赴日本留学,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回上海后,加入了爱国学社。

他们热情地歌颂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宣称:“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认为20世纪的中国,只有走法国革命这条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成为东方世界的“民权之枢纽”。为什么必须走革命的道路?他们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说“压之愈暴者,激之愈烈”,“物极必反,惟理之常”。这是说,革命一向是反动派逼出来的,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是这样。

他们抨击了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强盗主义”,掠夺了中国和其他弱小国家人民的人权,把殖民地人民当成奴隶和牛马,任意吞食杀戮。他们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他们还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会自动放弃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只有人民起来斗争,“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才能“扫荡之政体,恢复天赋之权利”。

他们解释“天赋人权”说:人生来就有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权利,“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君权”和“外权”的压制,不受数千年来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的压制;“平等”就是打破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废除主奴关系,冲决贵族与平民、男子和女子的界限;“独立”就是清除奴颜婢膝的奴隶相,既不求锦衣美食,甘为君主一姓之家奴,又不媚外惧外,甘为外国列强之牛马。

依据这种人权论,邹容进一步批判了几千年来为封建政体作辩护的封建神权论。他指出,中国自秦朝以来,封建皇帝为了巩固对人民的残酷统治,论证国家是他个人的私产,于是搬出“符瑞不经之说”,假借“天命”、“愚弄黔首”,把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取来的权利说成是“天”给的,用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可是自从科学发达、天赋人权论畅行以来,这种政权神授说就被推翻了。他说:“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之邪说可灭:白世界文明日开,而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他把封建神权论和封建政体联系起来,认为要铲除封建君主制度,同时要打倒封建的“天命”论。这个观点在当时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天赋人权论又成了革命民主派反对神权论的思想武器。

邹容的天赋人权论,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天赋人权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抽象人性论。权利是有阶级性的,是一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性所固有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由于邹容追求的“人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特权,所以他的天赋人权论又成了用来抵制农民革命的工具。

1903年,在帝俄加紧侵略中国的刺激下,他发表了鼓吹革命的著名著作《革命军》,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苏报》曾介绍《革命军》一书,清政府于是制造了《苏报》案。他跟章炳麟一道被捕下狱,监禁两年,病死在狱中。他自认为是“革命军中马前卒”,他为中国的独立富强,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邹容革命论的锋芒直接指向清王朝,他积极宣传了“反清排满”论,大胆地揭露了清王朝两百多年来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黑暗统治。他指出,清王朝的种族压迫、统治和对帝国主义的卖国投降,剥夺了读书人、农民、工人、商人和士兵的生存权利,使全国人民过着牛马一样的奴隶生活,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

从哲学上看,邹容是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的积极宣传者。他把法国大革命时期卢梭等人提倡的人权论,看成是使中国“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他自认为是卢梭、华盛顿在东方的继承人。关于天赋人权,他说:人有生以来就享有“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他认为,人类最初,无人不自由,无人不平等,无所谓君臣关系。古时的尧、舜能为全体同胞谋利益,于是大家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代表,尊他们为君,其实他们不过是“一团体之头领”,人民仍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后世之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让“民贼独夫”、“大盗巨寇”把大家天赋的权利夺了去,为他一人独有。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邹容把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榜样,热情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革命可以“去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入文明”,“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

邹容以青年人热爱自由和热爱祖国的奔放情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宣传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控诉了中国人民在封建王朝压迫下的痛苦生活,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纲领,鲜明地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为中国近代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发展写下了新的篇章。他的民主革命论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号角。

他号召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斗争。从“反清排满”出发,邹容又进一步抨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认为中国二十四朝的历史,是“一部大奴隶史”,中国人民宴息于君主政体之下,无所往而非奴隶;所谓“忠君孝亲”、“三纲五常”,实际上都是奴隶的道德;所谓汉学、宋学、辞章等,无非是“六经之奴婢”,不过是封建帝王用来引诱知识分子追求利禄使其安于统治的工具。

因此,他又发出了铲除几千年来君主政体的号召,认为在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中国不能再走君主的老路,而应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和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全国人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权利。他把这个新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辽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拥有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有无穷无尽的富源,只要全国人民发愤图强,人人“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头颅,洒热血,先打倒人民公敌——清王朝,然后扫荡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一定会出现于世界。

他认为,中国已处于内患外侮的生死关头,除革命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走的道路。他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巍巍哉,革命也”。邹容坚信革命是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断言流血革命是实现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唯一手段和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的言论,大大激发了人们的革命觉悟,在当时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他自尊为君,自称皇帝,结果国家变成了他一家一姓的私产,天下人丧失了平等和自由,造成了数千年来君主的统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今日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他还认为天赋人权论是同奴隶主义相对立的。奴隶把自己的独立人格、自治的才力、参政的公权、自由的幸福、双手奉给了他的主人,一切唯主人之命是从。中国人不知天赋人权的可贵,安于做奴隶,一定亡国灭种。他指出,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满奴做了做洋奴”,是奴隶主义的典型,要恢复天赋人权,必须打倒奴隶主义。邹容的天赋人权论,反对了封建政体,打击了奴隶主义,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

他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又提出了“文明革命”论。认为革命应该“为建设而破坏”,“在破坏之前必先建设”,就是说,应使全国人民先受教育,养成高尚的品德,具有高深的学问,然后才能恢复独立自主的权利。依据这种观点,他把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宣布为“野蛮之革命”,说成是“有破坏而无建设”,足以造成“恐怖时代”的“横暴”行动。

这样,他又把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看成恢复天赋人权的障碍。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当他们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时,感到需要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但同时又害怕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总想削弱和阻止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邹容作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先锋的作用。但是,由于他脱离广大工农群众,他的革命论是不可能彻底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支配下,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

三、陈天华的英雄史观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一字思黄,号过庭子,生于1875竿(清光绪元年),死于1905年,湖南新化人。他也是20世纪初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1903年,他赴日本留学,曾和杨笃生创办革命刊物《新湖南》,后来又和黄兴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在沙皇俄国加紧侵略中国的刺激下,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等著作,以通俗的文体宣传了革命思想,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回国后准备在湖南起义,事泄被捕。获释后,仍赴日本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他担任了书记和《民报》的编辑。当时日本政府在清王朝的要求下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企图限止和扼杀革命活动。陈天华十分愤慨,写了《绝命书》,投海自杀,以示抗议。关于他的著作,有《陈天华集》。

陈天华的民主革命论,着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的爱国思想。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老沙皇帝国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陈天华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罪行。他沉痛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世界的年代,中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大声呼吁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为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向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斗,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世世代代永不停止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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