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出发，陈天华提出了推翻卖国投降的清王朝的号召。他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从而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反动本质。陈天华的革命论把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结合起来，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

据此，陈天华又批判了康有为等保皇党鼓吹的“预备救国”论和庸俗进化论。他揭露说：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下，改良派把讲教育、开民智等作为救国的当前任务，陈天华把革命看成是人类进化的规律。

他说：“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他认为，只有革命才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向前发展。针对改良派宣称的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革命的谬论，陈天华又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化的民族，其聪明才力并不低于欧洲人，只要去掉暴君污吏的压制，人们的智慧就会像泉水一样涌现出来；只要一旦醒悟，发愤自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必能与欧美并驾齐驱，“一跃而为宇内一等强国”。

他认为，改良派宣扬的“只能渐进，不能躐等”的理论，实际上是鼓吹民族失败主义，使中国人永世做奴隶。陈天华并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还不能科学地阐明进化和革命的辩证关系，还不理解革命是进化中的质的飞跃。但是，他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把革命看成是救国的唯一途径，相信革命可以改造一切，从而打击了改良派的庸俗进化论，具有进步的意义。

陈天华的革命论，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意识，对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启蒙作用。他的言论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产生的，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他的言论还表明，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

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为资本寻找出路而造成的。陈天华只把它归之为民族对民族的压迫，便陷入了历史唯心论的泥坑。因此他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他对帝国主义始终抱有幻想。他在临死前还幻想中国将来应和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共同抵制欧美的帝国主义，甚至幻想“吸收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

历史从来就是奴隶们创造的，而不是什么英雄创造的。不仅古代的历史是这样，近代的历史同样如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有当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先进阶级的意志，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时代的产物。没有十七八世纪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会有卢梭、华盛顿；没有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会有孙中山。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陈天华之所以鼓吹“英雄造时势”的理论，无非是企图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神圣化，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英雄”和“救世主”，叫工农大众跟着资产阶级走。

陈天华的英雄史观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把自己看成是高踞于“下等社会”之上的贵族，自认为是“先知先觉”，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陈天华把革命的希望一心寄托在“中等社会”的身上，认为农民革命势力如会党等，只能利用，不能依靠，“不可恃为本营”，甚至认为只要“中等社会”都懂得革命主义，并普及于“下等社会”，不必经过流血斗争，就能迅速地使中国得到解放。由于他看不起人民群众的力量，最终又陷入了和平改良主义泥坑。

陈天华的民主革命论，同样具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虽然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仍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阶段，并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把帝国主义叫做“民族帝国主义”，认为由于“其国内人数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所以才侵略别的国家。这是宣扬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这种观点，把国家看成是保护全民族共同生存的团体，从而掩盖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是为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的。所以，以民族国家观为武器，并不能揭露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四、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死于1929年，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没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大开眼界。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追随康有为，参加了戊戌变法运动，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文化，在同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改良主义运动失败后，他同康有为一起逃亡外国，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建立保皇党，宣扬“保皇论”，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相对抗，成了民主革命的敌人。他是我国近代史上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宣扬者。

20世纪初的革命民主派，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提出了三大革命论：一是种族革命，反对满洲贵族的种族压迫，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二是政治革命，反对封建政体，实现民主共和；三是社会革命，反对封建的经济压迫，主张土地国有。20世纪初，在义和团农民反帝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他创办了《新民丛报》，同革命民主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争夺群众的斗争。他伙同康有为发表了许多攻击革命思潮的言论，是当时改良派在理论上反对革命的急先锋。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把这三种革命论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梁启超对这三种革命论都加以反对，其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梁启超得出结论说：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一曰劝告，二曰要求”，“所劝告者在开明，而所要求者在立宪”。又说：“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提出了“开明论”，作为反对民主革命论的破烂武器。他的“开明论”，就是靠清朝皇帝推行一些改良措施，防止革命的爆发，以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专政。

保皇党的头子康有为这时提出了“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反对进行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梁启超同康有为一样，竭力反对种族革命，说什么革命不必“排满”，“排满”就是搞“复仇”，“复仇则必出于暴力革命”，引起“内乱”，一定亡国。他反对“排满”，实际是反对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同样反对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政治革命，说什么“欲行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他把改良派鼓吹的向清朝皇帝“请求立宪”的主张说成是“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故意混淆革命同改良的界限，以此来反对推翻封建政体的民主革命。

他更加仇视“社会革命”，攻击民主派的土地国有论是什么“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是煽动“赤眉、黄巾”起来造反，“荼毒一方”，必然失败。为了反对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又宣称：革命必造成人民暴动，破坏社会秩序，结果是连年内战，流血成河，民不聊生，损害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必然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亡国灭种。梁启超说“民气犹火也”，“不善用之也可以”。梁启超等保皇党不仅被农民革命吓破了胆，而且被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吓破了胆，宣扬民族失败主义，又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应声虫。他们害怕暴力革命把自己埋葬掉，又把法国大革命宣布为“暴民政治”，视法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坚决反对走法国大革命的道路。

梁启超依据他的“新民说”，进一步攻击了革命民主派的人权论。他宣称：卢梭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放任，缺乏国家观点和法制思想，产生了种种流弊，在欧洲早已过时了；中国人崇奉其学说，只能导致“暴民政治”。于是他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论在中国的传播，归结为“破秩序”、“蔑制裁”、“散内乱”、“文私见”、“灭国粹”，认为其祸患如同“洪水猛兽”一样，足以灭亡中国。

为了反对卢梭的民约论和民主共和政体，他又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学者伯伦知理那里搬来了“国家有机体”说，说什么国家不是“机器”，而是一个“有机体”，同动植物一样，有自己发育生长的过程，不是外力能够改造的；又同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法律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人民缺乏“公法观念”和“自治能力”，国家这个有机体就要衰亡了。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今日所最缺乏而最急需者，是在有机体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他认为，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只能行开明而不能行民主共和的“哲学”根据。

恩格斯说：“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中国的保皇党梁启超对“暴力”的诅咒，并不是新发明，而是从19世纪末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学者波伦哈克等人那里搬来的破烂货。波伦哈克竭力诅咒民主共和政治，说什么“以革命求共和者，恒累反动以反动”，把暴力革命说成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梁启超把他们的学说奉为至宝，表明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面前，不再向西方寻找进步的东西，而是向帝国主义那里寻找反革命的理论武器了。

可以看出，梁启超鼓吹改良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因此，他把暴力革命污蔑为“野心之革命”、“野蛮之革命”，说成是“下等社会”群众情感的“激动”，只知“破坏”，不可能建立共和政体。梁启超说：“吾所以认为暴动主义为足以亡中国而深怵之者，全以其破坏之后，必不能建设。”一切反动派和改良派都把暴力革命说成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以此来欺骗人民群众。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破坏旧东西，而且还创建新事物。任何新社会的诞生，都要经过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