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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第七章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2

  • 作者:郑红峰
  • 类型:综合其他
  • 更新时间:2021-07-03 19:24:35
  • 章节字数:8596字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阐述说,自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民主政体产生以来,人智大开,物质生产突飞猛进,继政治问题之后出现了经济问题,于是“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

他这里所说的“民生主义时代”是指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孙中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机器生产的结果,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的世界”,从而产生了“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他觉得当时中国虽然还没有产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社会问题,但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总会产生同样的问题,终“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为了避免再受一次革命的痛苦,在实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同时,还要实行“社会革命”。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说,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他在比利时《》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进一步阐述民生主义说:“英吉利是君主立宪政体,法兰西和美利坚以共和立国,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问题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我们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故社会革命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我们有可能预防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攻。”

作为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核心的民权主义,也是不彻底的。他的民权主义,仍旧是只想去掉一个皇帝,没有认识到必须打碎封建国家的全部机器,对封建势力实行专政,才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他曾说,“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这是说,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发展实业。结果是打倒了一个皇帝,出来了许多皇帝,“去一满洲之,转生出无数强盗之”。直到1919年,他才开始认识到这一沉痛的教训。后来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他终于提出了“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的号召。孙中山所说的“民权”,说到底,是少数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权。

辛亥革命前,他曾宣布:“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可是辛亥革命后,他却说“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参政之智能”,企图用这种说法排除劳动人民的参政权利。辛亥革命的果实是靠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斗争获得的。可是革命后,他却对参加起义的农民革命组织会党宣称:今后要“将仇视鞑虏政府之心,化为助我民国政府之力”,“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

因此,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不可能动员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到了1924年,他重新解释了民权主义,指出:民权制度不是少数人所私有,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但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实质,仍旧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没有提出使中国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革命口号,并且断言民生主义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由于它缺乏动员广大农民力量的土地革命纲领,不能号召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结果主义又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他领导的革命终于流产。正如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到了1924年,在中国的帮助下,他重新解释了民生主义,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保障工人生活的主张,他的民生主义才有了新的发展。

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19世纪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欧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展开激烈斗争的刺激下,想躲开自己将来不可避免的遭遇,从而幻想在进行民主革命的同时,和平解决未来的社会问题。

如何实现“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呢?

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平均地权”。关于“平均地权”,他说:“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当时所说的“平均地权”,不是平均土地,也不是使耕者有其田。而是让地主自报地价,国家照地价收地税,地价越高,收的税越多。他认为,地价随着工业发达、社会进步而提高,按地价收税,就可以使富人不至于垄断社会财富,这样,贫富的差别就可以消除了。

所以他说:“中国实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后来他又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功七八分了。”

“平均地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孙中山把它称为“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他主观上认为这种办法可以“预防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将高涨的地价和地租转交国家,借此来限制地主阶级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更适合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后来他又把“平均地权”看成是实行“土地国有”的一种政策,企图通过“土地国有”来废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所有这些都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而是使土地买卖有更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在客观上正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他这种民生主义,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

在20世纪初,孙中山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尽管其中含有主观上企图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一面,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愿望,仍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所以列宁对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18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三、进化论思想与“突驾革命”理论

孙中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进化论的宣传者,他的三民主义就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在20世纪初,他以进化论为武器,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代表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论证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的历史必然性。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其进化的阶段虽然有先后的区别,却有共同进化的趋势。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罗马灭亡以后,欧洲各国独立,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后来建立起封建帝国,实行主义,人民不能忍受其痛苦,出现了民权主义,18世纪是民权主义大盛的时期,以后由于知识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达,又出现了经济问题,20世纪又进入了民生主义兴起的时期。他说:“是三大主义皆基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

这是说,经过这三个时期,西方国家越来越进步了。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在几千年的主义的毒害之下,虽然落后了一步,但只要奋发图强,追求进步,适应世界进化的潮流,实行三民主义,不仅能够赶上,而且会把欧美国家抛在后头。孙中山并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他依据进化论,坚信民主主义必然要代替封建主义,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由之路,从而号召革命党人为进行民主革命而斗争,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中国能否在较短的时期内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什么道路才能赶上西方先进的国家?孙中山认为,中国虽然落后于西方,但是在世界进化潮流的影响下,树远大之壮志,“奋发有为,积极猛进”,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同改良派展开了争论。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鼓吹“循序渐进”、“断难躐等”,宣称只有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为“保皇”制造理论根据。针对康、梁的“循序渐进”,孙中山提出了“突驾”说,他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史才不过几百年,中国只是后来落后了。日本的文明,以前取之于中国,后来又以西方国家为师,仅三十年,便同欧美大国并驾齐驱。

中国近年来思想变迁的速度非常快,若肯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大踏步地前进,经过十年或二十年,“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能够胜过欧美。孙中山所说的“突驾”,就是说,以飞跃的速度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孙中山认为,除掉历史悠久、地大人多等条件外,从根本上说,因为它符合文明进化的法则。他说“各国无不由旧而新”,都是不断地以新东西代替旧东西,都争先采用最新的东西。例如机器的发明和创造,开始很粗恶,后来逐渐改进,越来越精致。购置机器的人,总是选择最新的品种使用,不可能按着原来的机器发明的顺序,先使用过时的旧机器,然后再使用新改进的机器。他说:“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

孙中山的社会发展观,在对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表现了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在对待社会革命问题上又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他企图在民主革命时期“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抹杀了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否认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他说,中国无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就可以实现社会革命,这如同无须经过君主立宪就能实现民主共和一样,是“不待辩而自明”的真理。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因此,在社会革命问题上,他不能回答改良派的反驳。梁启超说,既然在中国没有形成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革命,那就是“病异症而妄尝人药”,自取灭亡。从孙中山同改良派论战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进化论,只谈革命进化,不讲社会基本矛盾,不去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他的《孙文学说》中,较系统地宣传了进化论。他认为,“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他赞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自达尔文之书(指《物种起源》)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因此,他依据进化论和他当时接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一种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发展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改造旧世界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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