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行，可以从不知到知。这些都是肯定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在行中形成的。关于第二个阶段，他解释说：“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这是说，在科学发达时代，先掌握科学知识，再去行动，就可以不犯和少犯错误。关于科学知识，他评论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行永远是获得新知识的必要途径。因此，他的知行观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他认为，根据科学知识制定出计划，不论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能够顺利地制造成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革命建国计划，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总之，是按着科学知识和革命的经验制订出来的，只要按方案去做，不费多少气力，就能把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新国家。

孙中山关于知行先后问题的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他所说的“知”，主要指各种科学知识以及他所提倡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他所说的“行”，指个人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生产活动和革命行动。他对知行的了解，突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把知行主要限于道德修养领域的狭隘看法”而直接予以了认识论的一般意义，并且从革命斗争的需要研究了认识论的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是很少见到的。他把人类的认识过程分为两大阶段，断言在第一阶段中知是从行中来的，而且认为即使进入第二阶段，要获得新知识，仍旧不能离开行。他说：“科学虽明，唯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为尤多也。”又说：“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

孙中山自认为他的“分知分行”说，可以驳倒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和王守仁的唯心主义一样，又把知行关系割裂了。在孙中山看来，世界的进化主要靠少数专家的发明创造。他说：“自有人类以来，必有专门名家，发明各种专门学说，然后有各种政治实业之天然进化。”少数专家所以能发明创造，他认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其天资极顶聪明”，有“天赋”的才智；一是“受社会种种之教养”，社会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在这两个条件中，孙中山又认为“天赋”的“聪明”是主要的。由于孙中山不肯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他终于倒向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支使下，他导出了“知行分工”说，认为知可以不依赖行，从而使他不能将知行观中的唯物主义成分贯彻到底，又为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开了后门。

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正确解决知行的关系问题。他所说的“行”，仍旧是指个人的实际经验，不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他把科学家的个人试验以及探险家和冒险家的行动看成是“行”的基本内容，便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哲学所讲的“行”的实质。这种关于“行”的理解，实际上是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把孙中山讲的行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孙中山承认知是从行中来的，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是，从实际经验中得来的知识是否正确，仍旧要靠行来检验。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知行观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相反，他却认为，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只要照科学的知识去做，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功。这种观点意味着已知的科学知识总是正确的，不再需要行来检验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竟把科学中的假说甚至错误的理论当成了真知识，坚信不疑。这样，他又将知行的关系加以割裂，其所谓“知”，便成了永恒的绝对真理。在“知而后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又离开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泥坑。

由此，孙中山又认为，“行而后知”只有少数的天才人物才能做到，而人民群众没有知识，只是“不知而行”。因此，就认识的主体这一方面说，他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大类。他说：“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又说：“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他认为，这三种人都是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各有分工，“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特别是在科学发达时代，这种分工尤为必要。

五四运动后，他把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进一步夸大，在认识论上终于承认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说教。他在《军人精神教育》的讲演中，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三种：“（一）由于天生者，（二）由于力学者，（三）由于经验者。”他认为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孙中山的这些说法，同孔子所鼓吹的先验论便没有什么区别了。后来他又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竭力鼓吹人生来就有“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差别，并且用“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的不同，进一步解释了他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的三种人。关于“先知先觉”，他说：“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关于“不知不觉”，他说：“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这是公开宣扬“圣人生知”说和“群氓无知”论了。

辛亥革命之所以流产，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不能动员广大农民力量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多次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都又失败了，仍旧是因为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孙中山的知行观的严重缺点，就在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不懂得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知行统一的辩证法。因此，他并没有从认识论上真正总结出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从资产阶级的经验论和形而上学出发，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奉为绝对真理，自认为他的革命学说绝对正确，问题仅在于革命党人不肯实行他的学说。事实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旧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通过革命实践证明，没有正确反映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民主革命问题。这一点，孙中山便认识不到了。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这就夸大了主观认识的作用，公开鼓吹唯心主义了。

五、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五四运动后，我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应该由哪个阶级来领导，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旧中国，还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旧中国，在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孙中山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虽然在政治上愿意同合作，但他的世界观同者仍然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不赞成的宇宙观和科学的社会革命论，终于把他的哲学体系引向了二元论或唯心主义。

孙中山企图以唯心史观作为他的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民生主义不是什么，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孙中山欢迎同中国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政治上他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新三民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的宇宙观是同的宇宙观根本对立的。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1922年，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中，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时，明确地提出了心物二元论。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这是说，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区别，他说，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就人来说，五官百骸为“体”，属于物质；言语动作为“用”，是精神的产物。他认为“体”和“用”不可分离。物质和精神也不能分离。如人丧失了精神，虽在，却不能言语，不能动作，便成了死物。所以一个完全的人，必须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他说：“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又说，“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物质之体也”。

什么是民生史观？他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

他认为“人类求生存的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所说的“民生”，包括“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问题在内。他承认经济生活的改变，特别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因之一。就这一点说，他的民生史观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但是，他认为，物质环境的变迁以及由于生产发展引起的“阶级战争”，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进化不起决定的作用。在他看来，社会的进化还要依靠科学知识的发达以及“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所谓“经济利益相调和”，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政府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各阶级中的人都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说，社会的进化靠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的（政治和教育的）两种因素，而精神的东西又不为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这是在历史领域中宣扬心物二元论。孙中山的这种二元论，同样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孙中山又认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决定于消费者的需要，也就是人类求生存的需要。他说：“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满足，也不能充分生活。”因此，他把人类求生存的看成是社会一切活动和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说什么“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发生的一种病症”。又说：“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说到底，在于反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原理。因此，他就不能不站到历史唯心主义那一边去。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人类求生存的归根到底是受一个时代生产方式制约的。

孙中山的心物二元论，在他的历史观中也有表现。在《孙文学说》中他还没有提出民生史观。直到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才明确提出民生史观。民生史观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针对唯物史观提出来的。说：“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

他虽然以体用关系说明物质和精神的特征，但并不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相反，他强调依靠精神才能成为有生命的人。这就是说，物质和精神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在人这个有机体中互相依赖，精神靠物质表现自己的作用，物质又靠精神产生运动。这就是宣扬心物二元论。

这种二元论以“相辅为用”的说法否认了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终归要倒向以精神为第一性的唯心主义。孙中山认为，物质和精神虽然相辅为用，但从力量方面说，精神大于物质。他说：“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又说：“精神胜物质。”他论证说：“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由此他得出结论：战争的胜负和革命的成败，全靠人的精神。孙中山的这些议论，从反对唯武器论这一点说，具有合理的因素。但因此认为“物质之不可恃”，把人的主观作用片面夸大，否定了客观条件和物质力量，这就是宣扬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