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来调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样道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在国际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国际价格水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国际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他主张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这样就可以引导外货的输入。如果要奖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糜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它，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辨。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的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沦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还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糜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篇》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陛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仲治齐，很快就成为最强盛的国家，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整个春秋时期，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

然而，无论是齐桓公还是管仲，都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雄心，也没有兼并各国的想法。他们理想中的霸业，就是成为列强中的老大，当一个“国际警察”。因此在国际事务中，管仲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齐国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是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的兵力，管仲却没有用它去征伐四野，而是“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

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在国际公共关系上，管仲也显得大手大脚，他派游士驾着高头大马，载满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到各国去访问（“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当其他国家的使节到齐国来时，管仲则让他们空囊而来，满载而归（“垂囊而入，稛载而归。”）。

管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两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齐国旁边有两个小国，莒国和莱国，多年以来与齐摩擦不断。齐桓公即位后问计于管仲，“莒、莱两国又有农田，又特产紫草（一种染料作物），国力不弱，如何对付？”管仲说“这两个国家出产紫草，而我们却出产铜，您就派遣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在去采矿冶铜，铸成货币，再用它高价购买两国的紫草。”

莒、莱两国的国君听说齐国高价收购紫草，当然大喜过望，在他们看来，铜币是人们所珍重的，而紫草则是我国特产，用我们的特产换取齐国所有的铜币，这样一来，齐国终将被我们兼并。于是，两国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纷纷放弃了粮食生产，而去种植获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采矿冶铜的士兵全部回去种粮。然后，停止向莒、莱两国进口紫草。如此一来，两国粮价顿时大涨，每钟粮食竟高达370钱，而齐国的粮价只有每钟10钱，莒、莱之民纷纷投靠齐国。经此一役，两国国力大减，不得不归附齐国。

另外一场商战发生在齐和鲁、梁之间。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

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用以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同样跟随。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国进口。为了大张声势，他还特意安排齐桓公穿着绨衣到齐国与鲁、梁交界的泰山南面去炫耀了十来天。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

鲁、梁两国如同莒、莱一样，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果然暴涨。到了这时，管仲如法炮制，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用不起眼的紫草和绨布，不战而屈四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他无疑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管仲治齐四十年，国强民富。都城临淄成为最繁华富足的城市，据计算其居民达30万人之多，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大规模的城市，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国策·齐策》如此记载它的不可一世的繁荣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在漫长的二千年动荡国史上，生活在这四十年的齐国人应该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一位失意商人、胆小逃兵竟然有如此早慧和高超的治国才能，只能说是一个异数。

管仲流传下来的文字很多，思想庞杂，几乎是道家、儒家及法家的渊源，到西汉初期，刘向搜集到了564篇署名为“管仲”的文章，他比勘审定，定著86篇为《管子叙录》，这成为流传后世的《管子》母本。然而可叹的是，管子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被重视，他的人品及某些做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受到了学者的争议，在《论语·宪问》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对话，子贡说，“管仲怎么能算是仁者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能跟着死，还去当了仇人的相国。”倒是孔子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管仲一匡天下，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可能披着头发成了一个异族人。”

尽管如此，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代之后，对管仲一直颇有微词。除了崇尚奢靡、鼓励消费的做法与他们格格不入之外，管仲的“霸主之道”，在某些治国者看来也是“迂腐”的。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没有“及时”地开疆拓土。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每次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各国表面上服从于齐国，实际上各怀鬼胎，互相戈伐，而齐桓公和管仲对此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竟然饿死宫中，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跟管仲一样，齐桓公是一个纵情享乐的人――《管子·小匡》就说他有“好田”、“好酒”和“好色”之“三大邪”，在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无聊的弄臣，其中一位叫易牙，有一次，齐桓公自言自语说，他吃遍了天下的美味，就是没有吃过人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煮了，端着肉献给齐桓公。管仲临终之前，再三告诫齐桓公远离易牙等人。可是，让一个统治者戒掉佞臣比戒掉毒品还难，公元前643年冬天，齐桓公卧病不起，立嗣之争顿起，易牙把齐桓公关在宫内，将门窗全部封死，还在外面筑起围墙。一代霸王就此活活饿死。

自齐桓公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还有四个，分别是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为“春秋五霸”。后四位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不复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