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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2

  • 作者:吴晓波
  • 类型:综合其他
  • 更新时间:2021-07-03 19:25:34
  • 章节字数:7904字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清稗类钞》记载的一则故事最为生动:某次,雍正皇帝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在“文字狱”的高压恐吓下,清人在工商思想上的开放远不如明人,类似丘浚、顾宪成这样的人物竟无出现,知识分子愈来愈蜷缩在狭隘的“学术羊圈”之中,穷首皓经于训诂之学,格局和胸襟越来越小,大多成了寻章摘句的老雕虫。

如果说,在十五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平等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十五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金观涛和刘青峰因此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

当然,上述的分析都是后人站在历史高地上的俯瞰,那些生活在17世纪的中国人是根本感觉不到那份焦虑和超越的。在余英时看来,“就朝代的兴替而言,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若因此而说其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太过夸张。”据他的观察,自晚明到清代,中国社会的基本衍变轨迹是缓慢、持续、并且一以贯之的,只是“活在这两个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未察觉到自身已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

就经济而言,随着人口的倍增,边贸和内需市场庞大而旺盛,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经济重心继续向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倾斜,东南的权重越来越大,形成了北、东、南三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

家底雄厚的晋商仍然强悍。属暴发户性质的“皇商八大家”全数是山西人,其余世家的财力也不容小窥,他们控制了北方边贸和京城商贸,还推动了长江中游地区的繁荣。

祁县乔贵发是靠边贸发家的典型案例。他出身在一个贫困家庭,从小父母双亡,雍正初年,出走到塞外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谋生闯荡,先是在一家店铺当伙计,常年赶着骆驼往返于大漠戈壁之中,稍有积蓄后,就跑到山西商人众多的包头城自立门户,卖蔬菜、磨豆腐、开草料铺,十余年后独资开设广盛公杂货店,渐渐又兼营钱庄。当铺,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乔贵发的真正发家靠的是做粮食期货,时称“买树梢”。当时包头涌入大量开荒农民,种粮缺少本钱,而这一地区靠近黄河,常有水涝之灾,粮食收成很不稳定。乔贵发发挥晋商在粮食贸易和钱庄经营上的双重优势,做起了冒险生意,他在春耕时节发放贷款,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秋后结算,这种做法很象后来的订单农业,乔贵发算过账,只要五年之中有两年丰收,他就会有几倍之利。这种“买树梢”的做法被学界认定是中国最早的粮食期货。自乔家之后,山西商人在北方边疆地区大做买空卖空的粮食期货交易,据山西籍的大学士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一书中记载,“更有甚者,买者不必出钱,卖者不必有米,谓之空敛。因现在之米价,定将来之贵贱,任意增长。此所谓买空卖空。”

乔贵发一世而兴,是众多晋商故事中的一个典范,他在老家祁县建造了一座富丽精致的乔家大院,1991年,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此处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名声因此大隆,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清代晋商。有清一代,与乔家一样靠边贸致富的,还有榆次的常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汾阳的牛家等等,他们各自组建了庞大的、集贸易与金融于一体的家族集团,控制了清朝与蒙古、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以边贸为基础,晋商进而在北方一些中心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货物集散网络,最重要的有恰克图、天津、张家口和汉口等,其中汉口是深入到内地的一个后方基地,在十六世纪中期的明嘉靖年间,汉口还仅仅是一个人口不过2·5万的小镇,而到十八世纪初期的康熙年间,汉口周围已有“户口二十余万”,号称“九省通衢”,山西商人在这里贩粮运茶,颇为活跃。

即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晋商的踪影仍然四处可觅。1689年,喜欢南下游历江南的康熙皇帝发现,在商业繁荣的苏州、杭州和绍兴一带,从事市井商贸的人,大多是山西籍人士,当地人经商得富的反而较少。他分析原因说,“可能是山西民风俭朴,喜欢积蓄而致富,南方人个性奢靡,所以存不了多少钱。”若康熙的观察真是一个普遍现象,倒是出乎后人一般的印象。

尽管从清朝开国之后,晋商就一直非常风光,然而它的大辉煌时期竟还没有到来。

康乾年间,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而在南方的扬州,这当然与盐业和徽商有关。

自明代叶淇变革盐法之后,两淮盐场就成了全国最大的盐业产地和交易中心,垄断的盐利之高让人咋舌,康熙时期的大臣郭起元就统计说,一包盐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为二三文,到了江西、湖广,零售价就抬高到一二十文,即有七、八倍的利润。康乾年间,淮盐每年行销190万引,每引平均为300斤,销盐一斤就可获利三十文,一引即可得白银九两,以此推算,两淮盐商每年的利润为1200万两之巨,累以时日,其财富之大无以复加,据地方志记载,大盐商的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百万两以下的,都只能算是“小商”――“百万以下,皆谓之小商。”当代史家估算,清代两淮盐商的资本约为7000万两左右,相当于乾隆年间国库存银的总额。因此连乾隆帝都叹息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正因如此,作为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就成了天下最大的销金窟,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均以扬州为目的地。

为了更加有效率地管理盐商,清政府推出了“首总制度”,即从二十多位总商中选拔出一位首总,三年为一任期,由他来协调官商关系,此人就成了最显赫的盐商领袖。在历任首总中,最出名的是江春(1721-1789)。

江春祖籍歙县江村,他的盐行名叫江广达。江春的曾祖父江国茂是一个晚明秀才,清初时放弃举业而成为扬州的盐商,到了儿子江演一辈,积少成多,渐有积累。江演生有二子,江承玠因为怡亲王的举荐而成为嘉兴知府,江承瑜――也就是江春的父亲则成了有名的总商之一。江春二十岁就因父亲早逝而继承了总商一职,因才干出众,很快崭露头角。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在扬州城北郊的蜀冈御码头接驾的有四位大盐商,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领头者正是时年三十岁的江春。此后几十余年间,江春纵横官商两场,成扬州城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时人称他“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

江春熟悉盐法,为人干练,行事公道而能协调各方关系,据说每次只要他发言,或提出一个策略,一众商人只有拱手赞成的份儿——“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巴结官员和皇帝。《扬州画舫录》记载一事: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文善诗,有一年春天,他突发雅兴,仿效王羲之“兰亭修禊”,召集一帮骚客聚会饮唱,他当场做了四首七律诗,在江春等一干盐商的“运作”下,竟然有七千多人“和修禊韵者”,成扬州文坛一大盛事,哄得卢大人眉逐颜开。

《清稗类钞》记录的另外一则故事更加出名:乾隆南巡到扬州,江春作为盐商代表承办一切接待事务。某日,乾隆到大虹园游览,行至一处,随口对左右说,这里的风景很象京城南海,可惜没有一座白塔。江春听到了,当即贿赂内官,把南海白塔的模样画了出来。当夜,组织工匠建造。第二天,乾隆又来园中,远远看到一塔巍然而立,无比惊诧,以为是错觉,上前细看,果然是砖石所造,乾隆叹息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因善于奉承、办事利落,江春深得乾隆欢心,先后六次南巡,都要接见他,到他的家里做客,有一次还面赐给他的七岁幼儿一个“金丝荷包”。每当有两淮巡盐御史上任,乾隆总会在奏章中提及:“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在盐商中的威望也因此树立。

盐商与各级官府——从中央到地方,表面上看一团和气,其实利害关系非常微妙,江春居中斡旋,很是吃力。康乾年间,盐商对主管衙门的进贡已成制度,仅补贴盐运司衙门的饭食银和笔墨纸张杂费就达每年4·3万两之多,这些还是记录在册的,其余的孝敬和贿赂不在话下。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一起轰动全国的“两淮提引案”可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的官商局势。

乾隆登基以来,因人口猛增而导致用盐需求旺盛,朝廷规定的官盐销售指标不够用,因此每年都会预提下一年的“盐引”,也因用盐日巨,盐商大赚其钱。1768年,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称:从乾隆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两淮盐商共多引了纲盐共442万余道,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之外,另得“余利”1092万两,这部分利益应该全数上缴朝廷。

“两淮提引案”是一起公开的政府勒索事件,中国官商之间从来缺乏平等契约,以此最为典型。彰宝的奏章获得批复后,盐商们叫苦连连,联名上书乞求减免,他们也算了一笔账,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商人交纳的辛力膏火银、历任盐政购办器物用银、各商办差用银总计927万两,其余替历任盐政官员代购的物品费用近百万两――其中便包括为卢见曾代购了上万两的古玩,合计下来,与彰宝所算出来的“余利”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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