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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帝国崩溃在残路前 2

  • 作者:赵瑜
  • 类型:综合其他
  • 更新时间:2021-07-03 19:26:19
  • 章节字数:9518字

新兴资产阶级生发筑路追求,集中体现在“商办、民有、绅管”6个字上。这6个字,与朝廷短期内维护统治、抵制列强的愿望,是合拍的,而与封建帝国的长远,则有根本不同。如此一来,川汉铁路从1903年开始呼吁筹建,到1909年入冬上马,长时间处于官办抑或商办、国有还是民有的争端之中,为下一步尖锐冲突埋藏隐患,给这条路的最后失败留下伏笔。

不管怎么说,川汉铁路宜万段,终于在1909年冬,以商办“胜利”而动工兴建。晚清“最后一届”政府即宣统当局,委命詹天佑出任总工程司,指挥勘定路线。

不幸的是,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成立的所谓“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仍旧依托了官办底子而非商办之实:公司的总理及副理,仍是总督奏派。请注意这一点,此举与袁世凯全权任用詹天佑,差异甚大。在京张线上,詹先生不仅是总工程司,而且出任“总办”,在人事、资金、技术三个方面拥有总裁实权,少有扯皮。甚至封建贵族王爷因“祖坟宝地”纠缠改线之事,詹天佑都可以上奏朝廷得以解决。这在封建官办筑路时代,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这一回,詹先生只是担任总工程司,其余责权要由一位李稷勋大人说了算。李大人不是一名铁路专家,却在詹天佑上头坐镇主事,时称“总理”,其流弊其麻烦,势必无穷。

川汉铁路上半段,从成都到宜昌,由四川人承担,预算白银5000万两,基本上都是四川商民的血汗集资。下半段宜昌至武汉,则由湖北人筹办。那时候,为了发展自己,川中父老急于打通巴山蜀水,冲出封闭盆地,积极性如同而今的脱贫态势。这笔巨款就是从民间一点点集起来的。而当时,晚清政府的全国年税收,好像总共才一万万两吧?这段路,艰险之中最险者,便是宜昌—万县这一段。因而每公里铁路的开筑造价,相当高昂,远远超出京张路概算。千百年间,出川入蜀,除了旱路需翻越秦岭外,就是这滚滚长江水路了。大江之中,激流涌滩,水运不畅,舟楫闭塞,人民悲苦。四川盆地的米粮运不出来,大汉口的洋风吹不进去。沿途湘鄂西、武陵山,开发更难。诗仙李白,也是一个矛盾体,他酒醉时候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待酒醒时又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可叹千里江陵,万重大山,是躲不过去的鬼门关。

詹天佑新建指挥部,设在今宜昌市“铁路坝”近旁。1909年12月10日,此路终于破土动工。詹天佑携手副总工程司颜德庆,决计先打通宜昌到秭归这一段。

这位颜德庆,曾在京张路与詹天佑并肩作战。眼下,詹天佑尚在京张线上善后,颜德庆先赴宜昌主持工程踏勘等一应事务。因此,詹、颜之间频频通电通信,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批珍贵史料。

宜万铁路工程,打一开始就多灾多难。

先说选线方案——科学不科学均不能公开讨论。只因这一带,乃湖广总督兼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势力范围。张之洞已经支持了美国人洛克先前勘测的内陆山区路线,因而詹天佑和颜德庆勘测的沿江路线便提不上议事日程。而从当时标准看,后者比前者更合理。洛克方案到秭归,要160公里,詹颜方案仅80公里。但张之洞倾向了洛克,便只好照此开工。詹天佑的顶头上司表态,“保持沉默,勿再谈论此事”。詹、颜二人束手无策。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坐镇,重修此路,才又将方案改回来。而四川人白花花的银子,却已经废去巨多。

再看资金管理,更是丛生。为了修筑此路,四川商民从1905年开始筹款,到1909年开工时,好不容易先期筹到1100余万两血汗白银,并将其中的350万两存放上海支用。管护这笔巨资的官员,名叫施典章。偏偏这位施大人胆大妄为,竟将其中200万两私挪他用,另购股票185万两希图发财,直至大案败露,损失惨重。这路如何修得下去?可叹直至今日,比施大人更黑之贪官,如法炮制,相似贪案依然存在。

接下来,是材料管理权限不明,蛀虫极多。从《詹天佑文集》中可见,川路公司内部领导成员之间,争夺材料管理权,从中牟利,矛盾十分尖锐。詹天佑和颜德庆,当然懂得应当采购和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设备,却无法做主。甚至詹自北京拉出的订单,寄往宜昌颜收,也往往到不了颜的手里。订单跑到哪里去了?无疑是被牟利者控制起来了。詹先生在致颜先生信中苦恼地写道:“需用的订单都已随时寄给你,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你居然没有收到。我于今日电告你,你可请问李(稷勋)总理,任命谁为材料管理人?当李总理决定后,请即电告我。”詹先生又直接写信给李稷勋,要求明确材料管理权,以利工程建设,李大人却长期不做函复。反过来,一批高管大人不通过詹、颜等专家,不管适用不适用,便自行决定购买材料甚至巨额机车,詹、颜生气也没用。詹先生致信致颜先生,写到车辆购置之事,唯余无奈和痛苦:

“李大人可按其所愿订购任何物资,我未给他任何这样的订单!依我看,在一定时期内,我们不需要这种车辆,请勿在上面加署我的名字!……现在,他已将请购工作也控制在手,如同长期以来控制订购工作一样。我想,他将要对工程司下令去修桥了!”

在另一封信中,詹反复强调说:“对于任何别人可能提出订购的或者别人事实上已经订购的任何材料,我均不能负责!”

如果说,痛失资金和滥购材料设备,是贪官蛀虫们带给宜万铁路的灾害,那么,人事任免的纠纷与黑暗,就更是中国政坛之陈年积弊,是更加让专家们头痛欲裂的大问题。在詹天佑致颜德庆的几十封信函中,几乎每封必涉人事难题,乱纷纷足有百处之多,人员身份更是形形色色。请看——

“我已经电告你请他辞职。我不能设法调他来此处或其他我主管的任一铁路。若他不辞职,请将他辞退。”

“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做善良的同僚。”

“我们已经制定了考核学员提升工程司的规定,你最好对他们进行一次考试……以此防止那些不合格的人被提升。”

“如果他坚持离去办他的私事,我将写信给李总理,按规定办理或予辞退。”

“张广宇回到此地,想告知我,他成功地获得了山洞工程的承包权,我未见他。我奇怪这是谁介绍的?我通知他,必须在此将工作结算清楚才能前往,希望他此次不要赖账。”

“周先生在获得许可之前,没有权调用任何人。绝不能对那些只是自己想来的人就发给差旅津贴。”

“他二人几乎均无英语知识,此外亦无数学基础知识。我不知道为何将其定为毕业学员?在短时间内这样提升,颇为不妥。”

“如果他从事反对工程司的活动,则我们宜放弃全部事务,由他来负责吧!……请注意李总理,看他说什么?我料想,是李故意把他放在此处,以寻求他反对工程司的过错。……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手段,越困难越好。……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在和谐地进行工作,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诸如此类烦恼事,詹信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位主办名叫王大富,掌管机务处实权,因有高层庇护,更是肆无忌惮。詹曾致信提醒颜工,严防此人损及工程质量,说“让王大富负责绘出宽翼缘工字梁图,否则他可能制造混乱,减少硬度,使钢梁变弱”。詹天佑深怀忧虑:“在我最近去工地巡视过程中,发现一些工程确实不太令人满意。作为总工程司,我必须指出,并要求按照我认为必须做的进行改正。”王大富却不管詹天佑这一套,在机务处独掌人事,诸事拒不陈报。詹天佑不得不亲自执笔,对王大富提出书面警告——

“王先生:我曾数次告诉你,将机务处员工一览表报送给我和颜先生批示……在此表中,你须说明对薪水的建议和个人的籍贯、年龄、曾从事的职业以及曾在何处就学受何教育。我长期等待此表!如果,你在六月十五以前再不送到,我将认为这是有意违抗总工程司的命令!此外提醒你,我曾要求你报送你为机务处订购的机械一览表,包括第二十八号订单之打印件,你必须送给颜先生和我各一份。”

詹先生为人谦和宽厚,如此严厉批评指责下属,实在是让这帮人给逼的。詹先生动怒,义正辞严,无非因为两大项,一项人权,一项财权。

读者早已看得出来:宜万铁路,修得成吗?

中国百年现代化道路之初,就是这样一个糟糕局面。今日看来,许多古国积弊,有的因不断引进和完善现代管理体系而革除了,有的则随着年代久远而更加顽固,更加严重。

詹天佑正是一位大改革家,他首先结合国情,吸收各国先进经验,建立了中国工程师职称制度和一系列的铁路规章制度,奠定了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第一块基石。

不过,所有规章制度都只是和平年代的衡定器而已,遇到乱世,便会土崩瓦解。举例说,闹“文革”时候,举国大乱,还要什么规章制度?要砸烂的正是它们!最后收拾残局,主要依靠枪杆子。用的话说,“一靠伟大的思想,二靠人民解放军”。回看大清晚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大江南北风云激荡,政府内外交困,暴乱此起彼伏。詹天佑所建立所维护的那些新章程,势将无法立足生效。

而种种官场积弊“宜万”难题,只是大清政府一个腐朽侧面,真正的大动荡,还在后头。

让我们最后看一下晚清宜万铁路工地上的情景吧:从宜昌向西至秭归方向,分成10段开标施工;全路上马3万人到4万人,场面浩大,却多为手工操作,工具原始落后。大工头乘轿子,戴礼帽,持手杖,身后跟着一群“勇”字号枪兵,其下大小工头就多了,没步枪有烟枪,随意打罚工人,乃至用刑。有记载说“罚跪时,一跪一大排”。工伤事故多,医疗保障差,死后随地埋。民工住宿席棚地铺,每个席棚可塞入35人,蚊蝇遮日。全路来自河北、山东的北方农民过半,难以适应江畔潮湿寒暑;大锅饭,糙米水菜,争抢果腹。当地粮菜价格,逐日升高。

搬运大石头每日可得50文钱,技工日得120文,可购大米约5斤,却总是发饷拖欠无日;工地上自有同盟会渗透活动,其中一位叫黎怀瑾,具有“承揽工头事务”公开身份,却是一名职业革命家,风里来雨里去,专门利用劳资矛盾,暗中组织革命斗争,最终英勇献身于路工暴动;筑路公司和当地乡绅农户闹对立,矛盾更为尖锐,与今日盲目兴建“开发区”侵占耕地的案例,几无不同。据记载,宜万路开工后,每购一亩地仅付铜钱20串,每间房铜钱15串或18串,迁祖坟一座也是20串。路民之间,频发冲突,大小工头,身负创伤,时见裹头吊臂,血溅衣衫。有时,农民们状告县衙而无果,彼工头便有生命危险,时闻工头被锄刀砍死,抛尸江流惨案。工人们得不到薪金,便抢粮度日,更是祸果连连。还有一次,詹天佑、颜德庆的属下,竟与护庙和尚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这便是上世纪之初,中国铁路建设工地上,一幕幕暴烈而又混乱的景象。有一种说法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基础建造过程中,这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躲过的惨痛阶段。忽而又想起了印度,印度现代化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恐怕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保路运动烈火燎原

还看晚清说宜万。社会底层之贫苦,民间矛盾之锐化,虽然令人深切忧痛,但并非不可治理。所有这一切,尚且不至于导致宜万铁路全线崩溃,种种问题,本是可以缓解控制的。大崩溃之既来,根源在于朝廷,正像我们常说的:问题在下头,根子在上头。

终于,宜万铁路彻底暴露了晚清朝政的腐朽没落,引发了一场全局性的、不可遏止的强大风暴。事变不仅造成了全路瘫痪,而且导致了整个封建王朝大崩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川汉铁路宜万段自1903年开始筹建到1909年开工以来,一个英国,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再加一个德国,他们无一例外,不约而同看重了这条自华东、华中直抵西南天府之国的大干线。本来,滚滚长江之上,早已游弋着外国兵舰和商船,自川江而峡江而扬子江而海港,分明一条黄金水道,年年岁岁白银满舱,然而他们仍然觉得,行船不如火车快;更何况当年长江三峡暗礁丛生,行不得大船。相形之下,火车之利,无疑更大更强。詹天佑率万众于江岸上施工筑路,这帮人常常登船窥伺,从江上看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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