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向山顶时，我感到双腿疼痛，肺部灼热。

那是2009年夏天，当时我们在阿富汗中部山区，这里海拔高度约8000英尺，北距喀布尔两小时路程。在营救菲利普斯之后，我们返回基地，在几个月的训练后，被如期部署到阿富汗。

我看见空中侦察机上发出的红外激光，该机当时正在追踪我们到达目标营地时从那里逃掉的8名敌兵。直升机的舷梯刚一着地，我们小组就迅速跑下来追捕他们。

“阿尔法小组在飞机上能看到敌人活动的图像。”当时我能听到的只有菲尔利用无线电传话的声音。那8名敌兵正逃往营地以北300米的一个山头。排里的其他弟兄负责摧毁他们的营地，我们则负责堵截他们。当我们接近敌人的位置时，我回头看了看紧跟在后面的菲尔和小组其他队员。那是我们这次作战部署的第一次任务，当时我们还在努力适应当地高海拔的环境。

看到小组其他队员进入预定位置时，我迅速回过神来，并端好了步枪。敌兵正在大约150码之外搭建射击掩体。在背负全部装备跑了500米后，我几乎连红外激光器都端不稳了，但还是设法用我的PKM机枪锁定了一名敌兵。连续开枪扫射几轮之后，那名敌兵倒下了。此时，其他队员也赶到了。他们立即开火，击倒了另外两名敌兵。其他敌兵则从山梁上逃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那些侥幸逃脱的敌兵顾不上他们被击毙的同伴，迅速从山背后往下逃跑。

“我们发现有5个热点在往北朝几处敌营移动。”我听到随身携带的无线电传来侦察机驾驶员的声音。与此同时，我看到无人侦察机的红外激光向山背后移动。

菲尔对小组队员们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开始又一次拼命奔跑，想要尽快与敌缩短距离。

爬到山顶时，我们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推进，生怕闯入敌人的埋伏圈，遭到突然袭击。在那里，我看到3具横卧的尸体，其中一个带着一挺机枪，另一个带着一具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也就是俗称的PRG火箭筒。战斗刚开始，我们就幸运地获得了两件敌人手里威力最大的武器。

被击毙的敌兵身穿宽松的衬衫和裤子，脚穿黑色豹纹仿彪马高帮胶底运动鞋。这正是塔利班士兵的典型装束。我们中队流传着一个玩笑：在阿富汗，如果你脚穿“黑色豹纹”，那么你就会很自然地受到怀疑。除了塔利班士兵，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穿那样的胶底运动鞋。

从山梁上，我们能看到逃脱的敌兵在山背后飞跑下山。菲尔从被击毙的敌兵身边拿起那具火箭筒，朝着从山坡上往下跑的敌兵扣动了扳机。射出去的火箭弹落在敌兵附近，碎弹片雨点般向他们飞去。

放下火箭筒之后，菲尔向我转过身来。我们一直通过无线电要求近距离空中支援（CAS）。一架AC-130武装攻击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CAS马上到位。”离我仅两英尺的菲尔朝我高声喊话。那具火箭筒让他的听力大大下降。

“我能听到你说话。”我说，“不要喊了。”

“什么？”菲尔大声说。

那天晚上，我都是在看到菲尔之前，先听到他喊话。他口中的一字一句，都是大声喊出来的。

我们的AC-130武装攻击机射出直径20毫米的机关炮弹，沉重打击了在逃的敌兵。我们在山梁上看到了这一幕。我们放出那只战斗攻击犬——菲尔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长毛导弹”，整晚跟在它后面搜索逃脱的敌兵。那些敌兵，要么被击毙，要么受了致命伤。

菲尔和另一名突击队员追踪一名敌兵，进入了一处敌营。我们其余人则开始清理一块齐腰高的草丛。那架AC-130向我们报告新发现的“热点”。我们放出“长毛导弹”，它在我右边约50英尺之外跟踪到了一名敌兵的气味。我听到战斗攻击犬发起攻击时那名敌兵发出的尖叫。

唤回战斗攻击犬后，我们发现有名敌兵正在战壕里准备伏击。我们向战壕扔过去几枚手榴弹。当其他队员跑去清理战壕时，我开始继续前进。

当时即使利用夜视仪，我们也很难看清眼前的一切。草丛浓密，穿行困难。时断时续的枪声从身后传来，菲尔和另一名突击队员正在敌营里与凭借障碍物固守的敌兵枪手进行战斗。我给枪上了膛，然后试着借助我的红外激光器看清眼前的路，以便穿越草丛。我看到了眼前被20毫米大口径子弹击中后烧焦的土地。

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突然，我在夜视仪里看到脚下有个黑影。我抬起脚踩了上去，原以为那是一根木头或是一截树枝，结果却听到一个人发出了喘息声。我赶紧向后一跳，同时扣动了扳机。我吓得几乎尿了裤子。

就在想要弄清楚我有没有真的尿裤子的时候，我镇定了下来。我走上前去搜寻那具尸体。他应该是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就已经死了。一定是刚才他肺里的空气被挤压了出来，才使他发出喘息声的。由于被大口径机关炮弹击中，那具尸体已被微微烧焦。我很快搜寻了一下，发现了一支AK47步枪和一个弹药箱。

回到贾拉拉巴德后，我们摆出各种姿势照相，庆祝此次任务顺利完成。菲尔头戴一顶安德玛无檐儿便帽，肩挎一具火箭筒。那张照片将来也许会使他想起他用敌人的火箭筒消灭了敌人、同时自己也暂时失去了听力的那段时光。

这次夜间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也是将来接受更大任务的一个极好的开始。那天晚上，我们击毙了十多个敌兵，自己却毫发未伤。像往常一样，这不是仅凭技术，也不是单凭运气，而是二者兼而有之。毫无疑问，战壕里蹲守的枪手本来是有可能伏击我们的，这也证实了我们拥有“长毛导弹”的价值。

自从来到六队以后，我的生活经历了情绪上的起起落落：会由于打了漂亮仗而高兴，也会在下一个任务之前饱受等待之苦。如果我们不被部署出去执行任务，我们就为了获得部署而进行训练。我们被部署前往的地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间交替互换。这种节奏从不停止。不管你是单身一人，还是已婚生子，相对于执行任务来说，都不重要。我们的整个世界里只有工作。工作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过多跟家人联络，从安全角度考虑并不明智，但如果让你觉得我们没有家人，那也不是实话。我们有妻子、孩子、女友或前妻，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多陪陪他们。我们努力要做好爸爸、好丈夫，但是在参战多年之后，即便回到自己的家，我们也很难经常陪伴在亲人身边。

我们总是对新闻保持关注，等待下一次“勇救菲利普斯船长”那样的故事再次发生。每次训练，我们都力求精确。我们忙于日常任务和训练，即便在家，也随时准备整装出发，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大多数时候，家人对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表示理解。当我们一年里有8~10个月因为部署作战和进行训练而离开他们时，他们总是我们最后才考虑的对象。

他们想要我们待在家里。

他们想要我们平安无事。

他们很少知道我们生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每击毙一个简易爆炸装置（IED）制造者或基地组织武装分子，都会使世界比以前稍微安全一些，或者起码使得在阿富汗的道路上来回巡逻的士兵的日子比以前更好过些。但他们却从未能够体会这种满足感。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什么都明白，但他们却总是留在家里为我们担心。

家人们等来的可能是身穿制服的人登门造访，带来消息说我们永远回不了家了。海豹突击队已经失去了很多优秀人才，其中海豹六队队员的损失比例更高。他们作出的牺牲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还有我们兄弟的英雄行为，不会是徒劳无用的。我们知道在部署作战和训练当中所担的风险。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些风险，而且我们也明白，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就得作出牺牲。我们的家人并不总能理解这一点，比如我的爸爸，因为他本不想我过这样的生活。

就在我快要从阿拉斯加的一所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告诉了父母入伍的打算。父母听了一点儿也不高兴。小时候，妈妈不让我玩特种部队兵偶或其他玩具武器，她觉得那些玩具太暴力了。现在我还常跟妈妈开玩笑说，要是当时她让我玩活动兵偶，让我把这种渴望宣泄出来，也许我就不会参军了。

毕业前，我在厨房里偷偷跟征兵人员打电话。起初，父母可能以为这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最终会过去。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我对这件事情有多么认真。

爸爸让我坐下来，跟他好好谈谈我的打算和上大学的事情。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参军。”他最后说。

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成长于越战期间，深知战争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当时，他很多被征入伍的朋友，就再也没能回来。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但我当时没有听出他话音里流露出来的关切，或者他唯一的儿子走上危险道路给他带来的不安，我只是觉得他在阻止我干自己喜欢的事。

“我已经在办理入伍的事情了。”我说，“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爸爸没有提高嗓门训斥我，而是尽量平静地跟我讲道理。

“仔细听我说完。”他说，“如果你能听进去哪怕一句话，那么你能不能接纳我的一条建议？上一年大学。如果你不喜欢上学，到时你就不必返回学校了。”

我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长大，爸爸知道我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他们相信，如果我能被说服去上学，那么接触了许多新鲜事物后，我就会忘记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梦想。

后来，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录取了我。

“好吧，老爸。”我说，“就一年。”

实际上，一年变成了四年。而且因为我获得了学位，所以我首先考虑的是以军官的身份参加海军，并做一名军官。但我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曾在海豹突击队服过役的同学建议我不要以军官的身份入伍。他对我说，做军官的机会将来总会有，但是以士兵身份入伍则意味着我会有更多时间亲历战争，留在战场上战斗。当我大学毕业后入伍时，爸爸果真没有反对。

和所有队员一样，我是因受到内心的驱使而成为海豹突击队队员的。当我完成了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我就受到无形的驱使，立志要成为最出色的队员。我并非独一无二的人，队里其他人都跟我差不多。但像我一样，他们都努力想要获得平衡。我们称之为“极速列车”：你很难跳上车去，也很难从车上下来，但是一旦你上了车，你就最好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一趟你必须乘坐的车。

实际上，我们有两个家庭：部队里的兄弟，还有被我们丢在家里的亲人。我来自阿拉斯加一个和睦亲密的家庭。而我跟菲尔、查理和史蒂夫这样的战友也如跟家人一般亲密。

对许多队员来说，能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维持平衡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我的许多队员都有痛苦的离婚经历。我们会错过婚礼、葬礼，以及假期。我们不能对海军说“不”，但可以对家人说“不”。实际上，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很少有时间休假。工作总是头等大事。工作让我们付出了一切，而回报却很少。

有趣的是，尽管在被部署之前的休假期间，我也总会看到有些队员仍在工作。我们来到海军，就是为了穿上装备完成任务，进行训练，或是处理那些在出发前最后一刻会出现的问题。

难以启齿的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友都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希望参与每次任务，而有了任务就意味着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往后推了。

到2009年，我已经连续第11次参加部署作战。持续的努力工作让我从一个新队员成为菲尔小组的二号人物。自2001年以来，我唯一一次真正休假是在绿队，如果那也算休假的话。除此之外，我在这八年中连续工作，不是在执行任务，就是在为执行任务而进行训练。如今，我变得更老练，也更加成熟了。在我一步步升职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队员加入。他们有更多的实战经验，当然就比我刚到绿队时更优秀。我们主要是在阿富汗执行任务。即使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慢慢减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节奏也从未减慢。我们都渴望投入工作。但与此同时，那些资深的队员们都陆续被提拔，也与我们的生活拉开了距离，感到彼此渐行渐远。史蒂夫已经获得晋升。他掌管我们排的另一个小组。查理成为了绿队的一名教官。

这是一次夏季部署，同时意味着我们将会非常繁忙。塔利班每年夏季都会展开猛烈的攻势。而在冬天，因为天冷和各种糟糕的条件，战斗会减少很多。夏季刚开始时，一名美国士兵失踪了，于是我们搁置手头的一切任务，竭尽全力寻找他。

一等兵鲍·贝里达尔在2009年6月30日失踪了。塔利班俘虏了他，并很快把他转移到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地方，想要把他送出境外。在他失踪后，我们的情报分析师对每一条线索都进行了跟踪，还展开了几次营救行动，却都一无所获。在他被偷运到巴基斯坦之前把他营救回来，对我们而言，就像一场赛跑。我们担心塔利班最终会把他卖给其他像哈卡尼网络（Haqqaninetwork）一样的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是一个与塔利班结盟的恐怖组织。

在他失踪不到一个月之后，塔利班播出了一段录像。贝里达尔穿着当地常见的浅蓝色长衬衫，还有宽松裤，正坐在一堵白墙前。他看上去很瘦，露着下巴下面长长的脖子和一段后颈。从录像上看，他显得很恐惧。

就在录像刚播出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得到消息，塔利班可能把他藏匿在某个地方。

“情报说，他可能在喀布尔南部一带。”我们排的指挥官指着一幅阿富汗中部的地图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情报可以参考，但这是可能性最大的藏匿地点。”

我们在指挥中心集合，召开短会分配任务。史蒂夫和他的小组也在那里。这次派遣了整个排参加搜救行动。行动的计划是飞往Y地，即降落在敌方火箭弹所控制的范围之外，然后行进到预定位置。这样不如前往那个区域巡逻安全，但也不像飞往X地那样危险。这是我们得以攻击目标、并在日落前清剿敌人的唯一途径。

当时已近午夜，这就意味着掩护我们的夜色很快就要过去。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今晚月亮可真够亮的，咱们的目的地也不例外，伙计们。”菲尔说。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尽力避免在月明之夜展开行动。我们的夜视仪比月亮更能帮我们的忙，而那晚的月光意味着敌人也能看见我们，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半优势。

恰当使用战术并时刻保持耐心是成功的关键。我们通常喜欢等待，慢慢锁定目标，然后在有利时机发动攻击。我们对付的可不是二流的武装分子，塔利班士兵非常强悍，这次解救行动很可能失手。

“嗨，伙计们，这次任务对我们来说有点艰巨。”排指挥官说，“我们需要准备好接受更大的风险，因为我们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

我跑下CH-47的舷梯时，脚下扬起的一阵尘土罩住了我。我们在一处空地着陆。我们小组负责从西路靠近目标，而史蒂夫小组则从南路行进；这样，我们两个小组形成“L”形阵队，向可能藏着贝里达尔的敌营前进。

我们从贾拉拉巴德的基地乘坐直升机飞行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标所在地。在我们的着陆点附近有一所房子。史蒂夫小组刚跑下舷梯没几步，塔利班士兵就纷纷从房子里跑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有一挺PKM机枪。我迅速跑开时，听到枪声盖过了旋翼旋转的巨大噪声。

当我回头看我们的直升机时，我看到一发发曳光弹像激光一样，穿透扬起的尘土，飕飕地飞过直升机。我只能看见史蒂夫小组先是伏倒躲避炮弹，而后很快开始反攻。

在机枪火力的有效掩护下，史蒂夫小组里的一名队员拿出他的海盗枪，这是一种小型单发榴弹发射器。千钧一发之际，史蒂夫在枪林弹雨中一跃而起，朝那所房子扔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正好落在门内，我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然后看到浓烟冒了出来。手榴弹立刻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使得史蒂夫小组抢到了关键的几秒钟以迅速靠近那所房子，而没有士兵伤亡。他们在门口集结以后，马上清理房间，并击毙了剩余的敌兵。

“已有人员前往北部和东部搜索。”菲尔用无线电向我们通报。那晚月光很好，感觉就像白天一样。如果他们能够凭肉眼在100米之外辨认出我们，那么我们借助夜视仪在300米之外就能看到他们。

我们面前的空地非常平坦，我能看到背负武器的士兵从直升机上下来。在那块空地上有一条路，经过我们要实施攻击的敌营，自北向南一直延伸到山谷以外。我看到两名敌兵骑上轻便摩托车逃跑。菲尔发现一队由4人组成的敌兵，离开那条路，向西逃往一所小房子。

“我又有两个目标了，”菲尔说，“我们干掉往西逃的那些家伙。你们把那几个骑车的干掉。”史蒂夫小组清理了目标敌营。在那里没看到藏匿贝里达尔的迹象，但我们觉得他一定就在附近。在这里，我们有足够多的士兵，他们都装备精良。

和我在一起的是两名狙击手，他们来自我们的侦察部队，被称做“侦察协作组”（RECCE），还有一名爆破手。菲尔带走了战斗攻击犬小组，还有一名突击队员。

当穿过空地往前跑的时候，我们几乎踩到了一个躲藏在草丛里的敌兵身上。起先，我没有看到他；一名狙击手发现了他，并开了火。当我们走过时，我注意到他穿的正是“黑色豹纹”。我感到很惭愧，竟然没发现他。

再次前进时，我看到了敌兵扔在路边的摩托车。我发现两个头突然从一捆草后面伸出来，那捆干草堆起码有四五英尺高，10~15英尺宽。“12点方向，大约300米之外，我看到了两个‘帕克斯’（Pax）。”我说。在我们的行动中，“Pax”指的就是人。狙击手也看到他们了，于是我们停下来商量。我们需要尽快拿出行动方案。“我打算到路上去，看看能否从那里击中他们。”一名狙击手说。

他是队里经验最为丰富的狙击手之一。以前在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伊拉克狙击手穷追不舍，直到将其抓获。当时那个狙击手正在不停地射杀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找了好几个星期，最终发现那个伊拉克狙击手躲藏在一所房子里。他透过墙上的砖缝击中了那个狙击手。

路在那堆草的左边，而且路面地势稍高，这就使得干草堆后面的敌兵能够占据伏击的有利地形。“我从右边出击。”那名爆破手说。“好。”我说，“我负责中间地带，设法从干草堆上方扔过去一枚手榴弹。”

其实，我不大赞成这个计划，但我们也确实别无选择。右翼已经有我们的火力并由菲尔小组负责，我们的任务就只有去消灭躲在干草堆后面的敌人。

我相信在行动时，狙击手能够为我提供有效掩护。他的射程大约是250米——这可不容易，但是在有瞄准具和夜视仪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们很快各就各位。“侦察协作就位。”我从背后拿下一架小型伸缩梯子，把它扔进草丛，并放了红外荧光棒做了标记。“爆破就位。”

我把步枪换到左手，跪下身去，从我的弹药袋里取出一枚手榴弹。我拔掉安全栓，右手握紧手榴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向那个干草堆猛冲过去。我拼命地跑，力争在敌兵看见我之前跑完那段距离。身边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猛烈的风声。刚跑了一半，我就听到右侧AK47狂叫起来。一定是菲尔和他的小组追踪到了敌兵。

刚才的极速奔跑只花了几秒钟，但在我心里，一切都慢了下来，就像电视上的慢镜头动作。就在我离那个干草堆不到100英尺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探出头来。

我身处开阔的空地，没有任何掩护。但那时我已不能迟疑，我必须跑到干草堆跟前。由于我没有更适合的武器装备，所以我知道，从这儿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是不能炸毁那个干草堆的。我不得不继续靠近目标。霎时间，狙击手射出的几发子弹击中了敌兵的胸部，他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去，就像一个碎布娃娃。

其中一发子弹打中了那名敌兵背上的火箭弹。在他踉跄着倒在干草堆后面时，我看到了他的背包里冒出了大量的火星和火焰，看上去就像一个点燃了的巨大的烟花。

我跑到干草堆前停下，把手榴弹从顶上扔了过去，然后迅速滚开。随后听到了爆炸声，于是我转身就跑。

在狙击手的掩护下，我和那名爆破手，还有另一名狙击手联手作战。在这名狙击手的掩护下，我们返回到干草堆位置。我们端着枪在其左侧搜索时，发现了一名敌兵仰卧在地上，身底下的那具火箭筒还在冒着烟。只是不见另一名敌兵的踪影。

当我们开始搜寻他时，无线电传来一条消息。

“我们有一只受伤的雄鹰，我们有一只受伤的雄鹰，请求救伤直升机立即支援。”

和我一起的一名狙击手也是名医护兵，他立即朝菲尔小组跑去。

我们还没有发现那名敌兵的踪影，所以我不去想到底是谁受伤了，我们3人继续搜索。

我帮助那名爆破手把敌兵的枪支和摩托车集中在一处。敌兵有注射吗啡的器具，还有手榴弹。他们是职业军人，不是那些只在农闲时才拿起AK47的农夫。

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贝里达尔，所以直到2012年夏天，他仍然作为人质被关押着。但凭我的直觉，我认为他当时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我们仅错过他几个小时，或者在我们的解救行动中，敌人带着他顺利逃走。

在局面平息下来之后，那名爆破手开始安装炸药，准备炸毁敌人的装备。

“我搞好了。”那名爆破手说。

我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他引爆了炸药，敌人的尸体和装备都被炸成了碎片。那个干草堆也被炸开了，其中一部分还着了火，在剩下的部分留下了黑色的烧灼痕迹。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找到那名敌兵的尸体，但当我们回去确定敌人的所有装备都被销毁时，我发现了3只人手。我猜想很可能是那名敌兵一步一步爬到干草堆当中，然后就在那里死掉了。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CH-47飞回来的熟悉的声音。飞机停下来的时间足够长，以便我们把伤员抬入机舱，之后飞机快速飞往位于巴格拉姆的创伤诊疗医院。巴格拉姆是喀布尔北部一处“大型机场”。

“阿尔法2号，我是阿尔法1号。”菲尔利用无线电呼叫。阿尔法2号就是我，菲尔是阿尔法1号。自打我们分头行动去追踪敌兵以来，我首次听到了菲尔的声音。

“嗨，老伙计，替我照看好这些家伙。”菲尔说。原来，那个“受伤的雄鹰”就是菲尔。当时他正坐在飞机的甲板上，裤腿被割开，鲜血浸湿了地板和他的军服。幸亏注射了大剂量的吗啡，他才不觉得疼。

后来我才知道，菲尔的小组正在追两名全副武装的敌兵。他们放出战斗攻击犬在前面跑。敌兵看见攻击犬后开了火。菲尔受了伤，攻击犬也被打死。一颗子弹撕裂了菲尔的小腿，他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但是两名医护兵的麻利动作不仅保住了他的命，也保住了他的腿。“嗨，我会照办，兄弟。”我说，“保重。”我们排要返回着陆点，重新集合。在路上，大家已经互相开起玩笑来。“干得漂亮！把菲尔干掉，你就是头儿了。”一名队友说，“我们看见你打中了他的腿，然后跑过去抢走了他的组长臂章。”菲尔还没有被送进医院，这样的玩笑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