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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谈“打碎”和“超越”(代后记) 1

  • 作者:雪漠
  • 类型:综合其他
  • 更新时间:2021-07-03 19:44:37
  • 章节字数:7798字

01

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虽然《西夏咒》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要知道,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你不妨将他们称之为“形而上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写他们时,我焚香沐浴,澄心洁虑,一片虔诚,但完稿后我才发现,那文本,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由不了自己。我的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

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却无法按自己的喜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不过,他至少要做到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权。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援助,但不可以侵略。

同样,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

我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跟我别的作品一样,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需要强调的是,《西夏咒》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生是个巨大的梦幻,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在那存在和梦幻之间,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作家想说清它,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你自可不焚香,不澄心,但要相信,我是在一种极度的虔诚中写作此书的。

《中国作家》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西夏咒》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

如果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西夏咒》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写它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

它源于心灵的真诚,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仿佛,它本来如此,非关人力。我的所有创作,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我更看重后者。

所以,表面看来,它虽有数稿,但那所谓的修改,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坏了缘起。

感谢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和编审们的理解和宽容,才使它有了面世的机会。

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至少,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一次“打碎”了自己。

02

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有过三次对自己的“打碎”。

我第一次打碎的,是对生命的妄想。

我曾在《狼祸》“序”中谈到了这一点: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号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信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虽然我“理”上对生命的打破很早,但“事”上的真正体验却源于我深爱的弟弟陈开禄的去世。

弟弟很想吃官粮,故名“开禄”,但他奋斗到死,也仍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命运撞个粉碎。

我曾在《大漠祭》的“后记”中写到过: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那时,“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引自《狼祸》“序”)

03

我第二次打碎的,是对“文坛”的幻想。当我发现自己向往多年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登上”的文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神圣时,我有两年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来。

我在《狼祸》“序”中曾写到这一点: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使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我的作品被人恶意糟蹋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到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的说法,我显然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上也有不少。但无疑,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哪是善知识,哪是恶友。但我失望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地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有利于这风气运行的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三百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逃脱了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那所谓“密林深处”,便是我的关房——专门用于与世隔绝地闭关。在最近的二十年间,我总有一处不为任何人——包括家人——所知的关房。我常常离群索居,闭关清修。

在前两次“打碎”后的多年里,我更是完全地离开了文学,全身地走入了宗教。那时,我总是经年累月,深入禅定。妻急了,老是吼:你咋不写?入一辈子定有啥用?释迦牟尼要是没有《大藏经》,还算佛吗?在她的干预下,我才重新拿起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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