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这中央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在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