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丝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

一天，吃早饭时，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谁？”

“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