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