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的泪

这是一条无名的短马路。在北京市区交通图上找不到它。马路左侧，一幢幢高楼比肩耸立；右侧，几乎完全被一座仓库的围墙占据。围墙一人多高，去年国庆节前，刷成灰色。国庆节后，灰色的围墙上开始出现红的、白的、黄的油漆以各种字体书写的广告。于是围墙有点儿“浓妆艳抹”似的了。这又是一条只有一端可供行人和车辆出入的短马路。它的另一端是小河。小河载入了它的另一端。否则，它的另一端也许会伸延得很长……

就在它的另一端，在围墙沿河畔转角处，有一间小房子。说那是房子，实在降低了房子的标准。因为它太矮了。房盖比围墙还低。也太小了。从外看，并不比书报亭大。房盖是油毡纸的。窗上无玻璃，木条十字交叉钉着蓝塑料布。在它的旁边，是一个比它大些的棚子。棚子只有油毡纸铺的盖儿，没墙。却也不能说没墙，只不过那若算墙，也降低了墙的标准。所谓的“墙”是用拆散的纸板箱的纸板拼凑成的。下半截拼凑的还挺严实，上半截靠各色塑料布挡风遮雨……

那“房子”里住着一对儿外地来的乡下夫妻。男人三十来岁。女人二十六岁。他们在那棚子里为北京人弹棉花。他们已在那儿住了五年了。他们的临时居住是半合法的。因为他们每年都能办下暂住证来。这是合法的一面。马路对面的街道给他们办的。他们老实得像只会弹棉花的动物。他们一磨，街道的人心一软，每每网开一面地就给办了。但他们那“房子”和那棚子，又实属违章“建筑”，早应当拆除。所幸在路尽头，又在河边，被周围十几株树隐蔽着，一次次地蒙混过关了……

北京虽然是全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却仍有舍不得花一百多元买新被褥，而更愿花十来元钱弹软一床旧棉套的人家。这样一些百姓人家，是那一对儿乡下夫妻的“上帝”。

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才两岁。在乡下。由他们的父母轮流抚养着。

春节前，他们原本打算回乡下去与亲人们团圆的。活儿积压得多，就日夜突击地弹。最后一件被人满意地取走了，竟到了四日的下午。而这一天正是除夕呀！

女人说：“你什么也别管了。该收拾的我收拾。快去买晚上的火车票，咱们得争取初一这时候到家是不？”

男人表示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带着一头发一脸一身的棉絮，匆匆地出了门。

他回来时，女人什么也没收拾。女人在床上酣睡着。那是一张旧单人床。他们给一户人家弹了两件棉套，人家用那张床抵手工钱了。单人床睡不开他们两口子，加宽了一块板，用些砖垫着。女人的睡状，像个困极了的孩子。她的头侧枕在枕上，身子伏着，手臂压在胸脯下边。她的另一支手臂垂在床下；另一条腿也垂在床下。而且，脚蹬着地。仿佛那只脚在酣睡的情况下还使着劲儿似的。显然，男人刚一走，她就那样子扑在床上了……

前几天北京寒冷，这女人感冒了。酣睡着的女人，两颊绯红。一线口水，从她半张着的嘴角流在枕上，竟已积成了一个围棋子般大的“珠子”。男人搓了搓手，想伸手去摸他女人的脸颊，看她是不是还在发烧？但他的手并没触到她的脸颊。他俯下头去，用自己的脸颊去贴女人的脸颊了。虽然外边的天气很暖和；虽然他的双手并不冷；虽然搓过了——他却仍怕自己手凉。女人的脸颊热乎乎的。女人还在发着低烧。女人睡得那么香，并没被她男人的脸颊贴醒。

男人的心里，倏忽间涌起对他女人的一种大的爱意。确切地说，那更是一种心疼。正是这女人，才使他在北京的这地方，这小“房子”和这弹棉花的棚子里，坚守了五年啊！这五年里，他们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弹棉花。他哪儿都没陪她去。她也没单独去过什么地方。更不曾请求他陪自己逛逛北京。他们之间的话语，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她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胳膊酸死了！”而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不累吗？”——但是这五年，不惟对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对他们双方的家庭，对他们双方至亲的一些亲人，却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他们已为自己积蓄下了两万多元钱。他们靠着在北京弹棉花挣的钱，使双方的父母得以不愁衣食。而且，他们帮助过他们双方的一些穷亲戚。他们的家乡是个贫困的地方。那儿一百元钱可以使数口之家过一个月。五年多的日子里，他们已几十次地向家乡寄回过一百元了……想到这些，男人鼻子一酸，眼眶不禁地有些湿了。

他蹲下去，双手轻轻托起女人的手臂，将她的手臂放到了床上。接着，又那样儿将她的腿也放到了床上。他站起来，望着她犹豫片刻，小心地脱下她的两只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