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整党，我和大家一起恢复了组织生活。当我三年多后第一次参加支部会、小组会，投票选举支部委员会时，脑子里闪出了一种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谁下令停止了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权力停止全国各地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中央政治局、中央主席有无权力停止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活动用”中央文革”代替？如果党章上没有规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干了，算不算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严肃的问题，在今后的代表大会和党章上，应该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这在当时只不过想想而已，一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我在甘肃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才敢于讲了这个意见。今天看来，我个人认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以往的经验教训，作出详细的法规性的规定，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我恢复组织生活后，在车间劳动和各种群众活动中，我虽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但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在政治学习会上，每逢宣传队来人参加，总要点名要我先发言，而我发言时，宣传队的人总要在本子上作记录，这表示对我还在进行考察。我认为自己是”解放了的另册人”，肯定是言中了。

在我”解放”后，宣传队告诉我要”解放”何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时感情上不去，要我去看看他，和他谈谈，作点帮助。自从1968年我们两家人从九公寓被赶走后，我搬到二宿舍，何东昌同志搬到清华附小南院，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次奉宣传队之命去看东昌，是我们大难不死之后第一次见面。他和李卓宝同志都在家，我们两人眼含热泪，紧紧握手，久久讲不出话来，这大概是战友劫后重逢感情撞击的一种表现吧。李卓宝同志请我坐下来，我看着他们夫妇二人消瘦的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东昌告诉我，我检查时他坐在台下，我哭他也哭。我说那天我想到全心全意按照中央的指示，为党工作，衷心地拥护、崇敬毛主席，结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着实感到心里难过，对不起党的培养和教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哭了。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讲了两个小时，感情上不来，没通过。我告诉他宣传队跟我说要”解放”他，只要感情上来，再讲一次就通过了。后来东昌又检查了一次，被通过，予以”解放”，这大概是”感情”上来了的原因吧。什么叫”感情”？和理智是什么关系？可否说理智是感情的凝结或升华呢？理智和感情哪个是更本质、更高级、更可靠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智是本质的东西，因而更高级、更可靠。但在那个年代，许多真理的东西被扭曲了，形而上学的东西，招摇过市，猖獗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