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战国，是由奴隶制转化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社会上许多名物制度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常常是原来的名称与新的实际不相符合。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旧有奴隶制等级制度的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登上统治地位后进行的权力再分配等，使原来上下贵贱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诸侯国的统治者称王称霸，周天子形同虚设，甚至卿、大夫也有把旧诸侯推翻而掌握政权的。这样，旧有的等级名称与现实的政治关系已经不相适合了。所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名”（名称、概念）与“实”（内容、实际）的关系问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关于“名”“实”关系问题的争论，在孔子时主要还是着眼于一些具体事物的“名实”关系。而到战国时期，则进一步发展到对概念的规定和分类、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当时，出现一些被称为“辩者”或“名家”的学者，他们主要从事于辩论中的逻辑问题，其中的主要代表有名家惠施和公孙龙，后期墨家也参与了这一辩论。

一、惠施的明辨思想

惠施（前390—前317年），宋国（今河南商丘市）人，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曾做过魏国的相，与庄子经常辩论问题。他的著作已全部散失了，现在仅能根据《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的片段记载，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据说惠施十分博学。《庄子·天下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不知这五车书是他的著作，还是他读过的书。他也很有辩论的才能。当时，有人曾问他关于天地所以不坠不陷的道理，据说惠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讲了万物的道理，还觉得不够。

惠施在政治上曾为魏国立新法，但由于一些大臣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他还提出“王齐王”，拥护齐国统一天下。另外，据《吕氏春秋·爱类篇》中记载，惠施还主张“去尊”，但详细内容没有记载，已不得而知。惠施还鼓吹“泛爱万物”和“偃兵”等说教，不主张用暴力来解决统一的问题。以此看来，惠施很可能是封建贵族保守派的思想代表。

这一思想在古代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对发展人的认识，促进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弄清概念含义的条件性，是有一定意义的。惠施这些思想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他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猜测到了事物运动中包含着矛盾。惠施关于“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的命题正是对于机械位移和生命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一种直观的猜测。

但惠施并不能全面地了解事物的同和异的关系，他片面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而不谈事物和认识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绝对性，这样，又陷入了相对主义。而且由于惠施抽象地来谈论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有些命题就成了荒谬的诡辩。

根据《庄子·天下篇》中记载，惠施经常和别人进行争论的哲学和逻辑思想，主要有十个命题，关于这十个命题，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很难给予确切的解释。但从中可以看出惠施的主要思想倾向。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第一个命题是讲空间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的问题。《管子·心术上》中曾讲道“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具体形容“道”的无所不在。惠施这里可能是对《管子》的说法作一个逻辑上的概括，而成为讲空间的无限性和相对性问题。“至大无外”是讲大到无所不包；“至小无内”是讲小到不能再有所分割。这两个命题本来含有宇宙空间的大与小都是无限的意义。但是由于惠施离开具体的大、小而只从抽象的大、小概念上来论证，这样他所谓的“无外”和“无内”，就意味着“至大”之外再没有大了，“至小”之内也再没有小了。因此，这也就在实际上又否定了宇宙空间大、小的无限性。

因为，不管事物之间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也不管“大同”与“小同”之间又有什么不同，这些“同”或“异”都只是具体事物之间在互相对比之中的“同”、“异”。如果从事物的根本上来讲，万物既可以说是“毕同”，也可以说是“毕异”，这才是事物的“大同异”。

这个命题的思想方法与第一个命题的思想方法是相通的。从“至大”到“至小”，事物没有一个是大小相同的，这就是说万物都不同，然而不论“至大”还是“至小”，又都是“一”，这就是说万物都相同。惠施这一思想与庄子“齐万物为一”的思想有一致的地方。

关于第五个命题，有“大同”，也有“小同”，“大同”则小异，“小同”则大异，“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是不同的，但无论这种不同如何，它都只是“小同异”而已。惠施从论证空间大小无限性中也看到了大、小有相对性的一面。因此，他给“至大无外”下定义叫“大一”，给“至小无内”下定义叫“小一”，说明同是“一”从不同角度看就有大、小之别。这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也由于他是脱离具体事物的大小来论证大、小的相对性，因此又陷入了把“至大”、“至小”都抽象地命名为“一”，这就有可能导致否定大与小之间的质的差别，以至为相对主义开了后门。

《庄子·德充符》中就讲：“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但是，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的命题与庄子根本否定事物的差别的观点还不完全相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讲同和异的相互联系，讲同异之间有统一性。所以后人称惠施这种对同异的看法为“合同异”。

上述命题是惠施哲学的主要命题，其中，第二、第三、第六、第九四个命题是讲空间上的相对性；第四、第七两个命题是讲时间上的相对性；命题八则是对当时流传的连环不可解说法的一种反驳。惠施在这些命题中，从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说明高低、大小、中央与四周等事物的空间关系都是相对的。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等。从事物不断的变化中，说明生死、今昔等事物的时间关系都是相对的。如“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日适越而昔来”等。

据《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一个故事，有一次秦昭王派使者送一玉连环给齐君王后，并说，齐国智士很多，能解这个连环吗？齐君王后把玉连环给各位大臣看，大家都不知怎么解。齐君王后就用锥子把玉连环一下子打破了，交给秦国使者说，就这样解了。

惠施可能根据这种事实认为，这也不失为解连环的一种办法，以说明没有绝对不可解的东西，可解与不可解也是相对的。

二、“离坚白”与“白马非马”说

公孙龙，姓公孙，名龙，生于公元前320年，卒于公元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中国战国时期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曾是当时著名的辩者、逻辑学家，其思想特征是“别同异，离坚白”。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著称于世，被称为“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著作一部分失散，现存《公孙龙子》一书共有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编集的有关公孙龙的事迹。其余五篇：《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基本可信是公孙龙的作品。

公孙龙的思想，据《淮南子·齐俗训》分析是“别同异，离坚白”。“别同异，离坚白”从实质上说，就是把事物性质孤立地加以夸大，强调绝对分离，从而否认其间有统一的联系；反映在逻辑问题上就是认为每一概念都是孤立自存的，片面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别和独立性。所以，他与惠施“合同异”的思想是有区别的。惠施通过事物相对性的分析，强调事物的“毕同”、“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