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这是说，人气力不如牛，走路不如马，但为什么人却能够使用牛和马呢？这是因为人能够结成“群”，即组织起来了。然而为什么人能够组织成“群”，而牛马等不能呢？那是因为人能够“分”，即有一定的等级区分和职业分工。至于人之所以能够实行“分”，那又是因为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保证和约束它。荀子把人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成“群”，归结为由于一定的社会政治、道德关系，这比他以前的思想家是有所前进的。但他同样根本不能了解当时的“分工”完全是一种阶级关系，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因此，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比之为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他说，如果贵贱都一样，就不能制约、役使；权势都一样，就不可能达到权力的统一。

荀子对历史的看法也比较注重当前的现实。他反对孟子那样言必称“三代”，盲目崇拜“先王”的倒退的历史观。荀子大讲“法后王”，所谓“后王”是指近代之王，即周的文王、武王，他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改塑了周文王、武王的面貌。荀子强调的是应该“以近知远”，他说：“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也就是说，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这种注重现实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荀子从奴隶制覆灭的教训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下层人民的作用。他引用古代的传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告诫统治者说，如果下层人民对政治不满，统治者的地位就不能安定了。这就像水和船的关系一样，水虽能够承载船，但是一旦掀起巨浪，就能把船吞没。所以，他说，统治者要搞些小恩小惠，使下层人民安于统治，这样统治者的地位就可以奠定了。

荀子这些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的整个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要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例如，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这就是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样一些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关系，是至高无上的，永远循环往复，与天地同样运行不息，与万世同样长久。历史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就算到顶点了，不会再发展了。

因此，在荀子看来，那些制定封建制度、道德规范的统治者“圣人”，也就成了社会治乱历史发展的至高无上的决定者了。所以，他说：“君子者，治之原也。”不仅如此，荀子还认为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人民的表率和规范，人民只能按照统治者的言行去行动。他说：“君者，民之原（源）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根据这些理论，最后作出结论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这就是说，天地生下统治者，就是为了要他治理天地，总管万物，做人民的父母的。“君子”与天地是同等地位的。荀子把统治者提高到与天地同等的地位，在自然观上也可以是个唯物主义者，而在社会历史观上都超不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五、荀子的人性论和“人定胜天”的天道观

荀子代表激进的新兴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和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作用。他认为“礼义”、“法度”等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都是由圣人，君主制定出来，教育、约束各阶级的人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阶级关系的，它是人为的东西。所以，他反对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论，并且提出了“性恶”论，是与孟子人性论根本对立的。

荀子明确表示，礼义与法制等制度和道德规范是与人的本性对立的，是由圣人、君子为了巩固社会统治秩序强加给人的。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圣人通过对自然本性的教化，而制定出人为的道德和法律制度，有了这些道德和制度，随之也就可以制定出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以此来维护封建的等级秩序。所以，荀子反对孟子把学习说成是为了恢复人的“良知”、“良能”，保持“善”性的天赋道德论。

荀子首先明确“善”、“恶”的含义。他认为，一般所谓“善”，就是一切行为都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服从封建礼义制度；所谓“恶”，就是用心阴恶，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他认为，就这种“善”的含义来讲，在人的本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然地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而辞让、忠信、礼义等这些道德也就没有了。所以，事实上人生来的本性是“恶”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礼义等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荀子说，这就像弯曲的木头必须经过修整才能直，钝刀必须经过打磨才能锋利一样。如果像孟子讲的人性本善，那还要君主、圣人和礼义等制度还有道德规范有什么用呢？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他在《礼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本性和人为两者的关系。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两者区别开来，因此也就不能正确了解两者的关系，不能了解圣人、君子的重要作用。“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这是说，人的本性，只是一种原始的质朴材料，而人为（“伪”）则是用礼义道德加工后的成品。没有原始的材料，礼义道德也就没有加工的对象；没有礼义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也不能自己变得完满美好。“圣人”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把“性”和“伪”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封建统治秩序就可以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荀子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按照人生来的本性，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露。现在人们饿了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要有所谦让；累了不敢要求休息，将要为长辈代劳。这种子让父，弟让兄，子代父，弟代兄的行为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所以所谓孝子之道，实际上是一种外加的礼义制度、道德规范的表现。

荀子这种对人性和礼义等道德规范关系的看法，表明了他与孟子的不同政治态度，决定他们在人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荀子站在比较激进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对改造旧奴隶制，建立新封建制充满自信，认为必须采取强制的手段，使各阶级就范，巩固新的统治秩序；孟子站在地主阶级保守派的立场，鼓吹自我反省，恢复“良知”、“良能”的善性，妄图调和阶级关系，用感化的方式实现封建制度。

荀子的“性恶”论，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观念，提出道德规范、礼义制度等是后天才有的，这种思想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黑格尔曾认为，主张性恶远比主张性善深刻得多。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荀子的“性恶”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由于历史条件和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人性的社会阶级本质。他把人的好恶归结为人的生理要求，感官的自然本能，这是错误的。他和孟子一样，也不可能认识人的好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阶级的具体的好恶是根本不同的。这个问题只有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给予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揭示了人的社会阶级本质。

荀子也与孟子一样，想把人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讲“涂之人可以为禹”。但是他这也只不过是把地主阶级的人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而已；孟子讲“性善”只有圣人、君子才能保持，而荀子的“性恶”论只有圣人、君子才能去掉。荀子讲的“涂之人可以为禹”，是从人都有这种可能性来讲的，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不一定。所谓“性善”、“性恶”的含义，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标准。“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荀子说，“小人”不肯去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同样，“君子”也可以变为“小人”，但荀子说，“君子”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所以，这在荀子的心目中是有明确的阶级界限的。所谓“超阶级”的人性，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调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而已。

荀子在重视社会人事的基础上，吸收了古代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建立起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天命”决定人事、“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要区别自然界的规律与社会人事的变化，即所谓“明于天人之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是说，天地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天既不因为有尧舜这样的好统治者而正常地运行，也不因为有桀纣这样的暴君而改变其运行规律。荀子说，人事的吉凶和社会的治乱，完全决定于统治者的治理措施是否恰当，它与自然界的变化没有必然联系。

荀子对自然界的一些少见现象，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例如，对于陨星月蚀、风雨不适时等自然现象。唯心主义者拿来宣扬“天命”意志，说这是上天的警告等。一般人看到这些现象也都感到恐惧。荀子说：“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荀子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来说明陨星、木鸣等少见的自然现象，认为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没有任何神秘性，如果因为这些现象少见，感到奇怪是可以的，然而如果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上天的谴告，并由此产生恐惧，那就错误了。

因此，荀子说：“上明而政平，则是（星坠、木鸣等现象）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这是说，如果统治者清明而政治措施平允，那么这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即使一块儿出现，也没有任何伤害。相反，统治者昏暗而政治混乱，那么即使一点奇怪的自然现象都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益处。他认为，最可怕的是制造农业生产的破坏、政治的昏暗、社会等级制度、道德关系的混乱等这些人为的灾祸。所以，荀子得出结论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只要努力搞好农业生产，而又节制使用，那天就不能使人贫困，如果荒废生产而又奢侈浪费，那天也不能使人富裕。

荀子在以上的论述中，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解释那些自然界发生的特殊现象，但他反对把那些自然界特殊现象看成是“天”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天”对人事的干预的“天命论”思想，而把它看成是自然界天地、阴阳等本身变化的结果，这正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他有力地批判了孔子和孟子等所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批判了老庄消极无为的神秘主义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