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概括古今的不同，得出结论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时代不同了，社会的事情也不同；社会事情不同了，采取的措施“备”也就应该变化。总之，社会情况随时代而变化，措施要适合于社会具体情况。因此，一定要反对循古守旧的思想。他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即是说，圣人不期待因循古代，不认为有一种永远可行的法则，而主张根据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韩非尖锐地批评那种循古守旧，主张用古代帝王的办法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就像“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

韩非并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真正原因。他把历史变化归结为人口多少与财物多少的矛盾。其实这只是一种极其表面的现象。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阶级分化，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质。但也应该肯定，他这种厚今薄古，注重发展的历史观，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进步政治要求。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对当时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统一政权的斗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三、“缘道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韩非在认识论上主要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韩非与荀子一样，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他认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这是说，聪明智慧这些认识机能是人的自然属性，运用这些认识机能去看、听、思考则是人的认识活动。所谓人的认识活动，就是人运用明的认识机能去看，凭借聪的认识机能去听，依靠智慧的认识机能去思考，等等。

韩非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认为人要得到认识，必须接触客观事物，遵循事物规律。他明确反对离开客观事物规律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他曾批判一种叫做“前识”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意思是说，那种在没有接触事物之前就行，在没有了解规律之前就动，叫做“前识”。“前识”这种东西，是毫无根据的妄想、臆测。

韩非提出了与这种完全凭主观妄想猜测的唯心主义“前识”论相对立的“缘道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韩非认为，自然有总的规律（“道”），每个具体事物又各有自己的具体规律（“理’）。人的认识应当根据自然的总规律，联系到具体事物的规律，由始到终，反复进行考察比较，虚心以待，静观事物，绝不用主观成见或猜测。他认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就是说，如果按照上述认识办法去从事活动，没有不成功的。

对于真理标准问题，韩非提出了注重“参验”的检验方法。他认为，认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事物与规律，因此必须考察认识、言论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才能确定是非，只有比较各种言论、判断，才能确定哪种言论或判断是正确的。所以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据此，他提出了检验认识的办法：“参伍之验。”所谓“参伍之验”，就是“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即把各种言论、判断集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看它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他说：“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这是说，要确定某一认识的正确与否，必须会合各种说法，并以天、地、物、人四方面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检验。只有符合这四方面的实际情况的认识，才说得上是正确的。所以，韩非总结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一种学说，如果没有经过“参验”的检查就肯定它，这是愚昧；不能肯定的学说，而拿来作为行动的根据，其结果必然是错误的。

在考察和比较中，韩非特别注重以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许多言论和事物光凭它的外表是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韩非不仅注重以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而且还十分强调认识必须以实际功用为目的。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箭靶）者也。”任何一种言行，都必须以一定的实际功用为目的。一个人毫无目标地乱射，即使箭箭都射中最细小的东西，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好射手。如果设一个五寸大的靶，十步（八尺为一步）远的距离，那就非出色的射手是不容易射中的，因为它有一定的目标。同样，任何一种言行，如果不以一定的实际功效作为目标，即使讲得再明白，做得再坚决，也像乱射箭一样没有用处。这就是韩非说的“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

韩非对当时各派学说的评判、取舍也是以是否切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功用为标准的。他认为当时各种相反的学说，各有各的议论和主张，但他们不可能同时都是切合客观实际功用的。因此，必须把那种经过“参验”检验不合实际的愚昧知识，“恍惚”、“微妙”的空谈清除出去，确立一种切合实际功用的统一学说。否则，人们就没有规矩可遵循，而造成社会思想、行动的混乱。韩非把代表当时新旧两个阶级势力的不同学说的根本对立，提高到逻辑学上的矛盾律来说明。他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矛盾”这个词。他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矛盾”的含义。他说：“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矛盾之说也。”攻不破的盾和没有什么攻不破的矛是不能同时并存的。韩非说，这就叫“矛盾”之说。

韩非对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有所改造和发展。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事物转化的条件性。例如，他认为事物都有一定的“量”的界限，超过了适当的量就会走向反面。他说：“道譬诸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这是说，道就像水，掉到水里去的人由于过多地喝了水，所以就死亡，然而口渴的人适当地喝水，却得以生存。又如，他在讲道“祸”、“福”转化时，也注意到一定的条件性。他认为，人若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丰富，衣食华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这里韩非看到由于祸或福所引起的人在主客观上的懈怠、骄心，或畏恐、思虑，以至行端直或行邪僻等，构成了祸、福互相转化的条件。韩非对这一对矛盾转化的一定条件的认识，虽然也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但在发展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上，也还是值得重视的。

四、韩非的自然观

韩非把“道”看做自然界的一般本质，而每一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质他称之为“德”。他论述“道”与“德”的关系，认为“德”是体现“道”的。同时，韩非第一次把自然界的规律分为“道”和“理”。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这就是说，“理”是构成每一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而“道”是使万物所以成为那个样子的一般规律。韩非在自然观上也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同时，对老子哲学中的一些思想资料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吸取。

韩非发扬了历史上无神论的传统，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曾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来驳斥迷信鬼神的荒谬。他还从无神论的观点出发，否认有意志的“天”。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这里他继承了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他认为无论社会和自然界都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社会的治乱主要靠人的努力、统治者政治法令措施的得当。而对于自然界的治理，则要顺着自然界本身的性质和规律，因势利导。他说：“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具一定的形态、规范，根据这个来引导它，顺着事物自己的规范，所以一动一静都能合乎自然界的总规律和事物的性质。

根据这些思想，韩非对老子的神秘主义的“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在韩非的哲学思想中，“道”只是指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界或治理社会的总的规律。“道”不是什么精神主宰，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他明确地讲：“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合）也。”道这个东西，就是指万物本来的那个样子，是适合于各种具体规律（“理”）的一般规律。

韩非发挥了“理”这一哲学范畴，并论证了“理”和“道”的关系，即万物的具体规律与自然一般规律的关系。这反映了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对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在提高，因而在理论上的说明也更加深入细致了。韩非关于“理”的思想，在以后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很大影响的。

他还说，事物由于“理”而得以区别开来，例如，可以区分成方圆、短长、精粗、坚脆等。韩非在阐明“道”和“理”的关系问题时说，“道”不是在万“理”之外的另一种规律，“道”就在万“理”之中。例如，他说：“道”与尧、舜在一起就体现为“智”，与接舆（相传春秋时楚国的一个隐士）在一起就体现为“狂”，与桀、纣在一起就体现为“灭”，与汤、武在一起就体现为“昌”。所以，“道”这个东西，你以为近，可是它体现在四面八方；你以为远，可是它又经常体现在你身边。总体来讲，韩非说：“凡道之情……柔弱随时，与理相应。”“道”这个东西的真实情况是：它既不制裁任何东西，也不创造什么东西，而是柔弱顺从，随时变化，存在于所有具体事物的具体规律之中。

因此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万物的“理”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万物各有自己的“理”，然而“道”却完全适合于万物的理。韩非还认为，“理”是“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的，而道又是“柔顺随时，与理相应”的。因此，他反对老子所谓的那种与天地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的永恒不灭，不能言说的“常道”。他认为，他所说的“道”是“无常操”的，是可以“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的，也是可以言说的。这就是他说的：“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这样，韩非也就和老子那种神秘主义的精神本体的“道”区别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