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封建地主阶级，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后，一方面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儒家学说，抬出了孔子，鼓吹纲常名教，推行“阳儒阴法”或“阳德阴刑”的两手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至汉武帝在位时，中央政权日益巩固，社会趋于稳定，整个社会逐渐形成大一统的局面。面临新的社会形势，汉朝统治者希望以一种扩展进去的积极政治学说取代汉初的“无为”黄老思想，化解社会矛盾，巩固中央主义政权。董仲舒应时改造儒家理论，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而董仲舒利用神权使这权威合法化。董仲舒在法律方面，主张“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辅。董仲舒的理论学说是在先秦儒家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中有益成分的以儒法合流为特色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主张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影响了以后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他们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化身，大肆宣扬天命鬼神、灾异等迷信，总之，提倡儒家神权论，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西汉的地主阶级当权派，抛弃了战国以来地主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传统，走上了鼓吹神学唯心主义的道路。以鼓吹“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唯心主义目的论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到了魏晋时期，经过汉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新起的门阀世族，又感到汉王朝推行的礼法名教之治和唯心主义“天人感应”目的论不灵了，于是在礼、法两手之外，又从战国时代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武器库中搬来了老庄学说，大肆宣扬起虚无主义和愚民哲学，建立了唯心主义的玄学体系，为士族的腐朽生活作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

在前期封建制发展阶段，除农民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一部分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大量劳动力使之成为依附农民，形成了地主阶级上层，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力掌握在这个集团手中。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享有种种特权。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所以在汉—唐时期，又出现了与当时官方的正统思想具有不同倾向的封建学术和文化。

例如，在汉代出现了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与唯心主义玄学和佛教神学相对立的注重实际致用的学派。到了唐代出现了古文运动，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批暴露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大诗人。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出现了一批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著名的农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机械制造家和医学家。他们多半出身低微，为我国古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奉献。所有这些，都和庶族地主阶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庶族地主阶层在反对强宗豪族和门阀世族的斗争中，在哲学上，则举起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旗帜，同封建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神学和唯心主义展开了斗争，形成了汉—唐时期哲学战线上的两军对垒。

在汉代出现了宣扬“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董仲舒，大肆鼓吹天命论先验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为皇权和豪族的特权作辩护。与此相对立，出现了一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同汉代官方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斗争，庶族地主出身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者王充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魏晋玄学又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西晋末年，社会危机加深了，一部分门阀世族感到老庄玄学不足以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于是又大力提倡佛教和道教。当时的道教作为贵族的宗教，是对农民起义的反动。佛教在印度是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作辩护的宗教，从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受到豪强大族的支持。

门阀世族在当时的社会大动荡中，又把佛教和道教作为巩固封建统治并为自己的封建特权作辩护的工具。这样，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流行起来，成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唐代，唐朝的贵族和士族，经过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打击后，又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统治政策，企图三管齐下，麻痹农民的革命意识，以巩固士族的统治地位。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并不信佛教，但认为佛教对“治国”有利，可以消除革命农民的“怨障之心”，因而积极扶持佛教。他还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又大力提倡儒家的思想。此外，他还提倡道教，推崇老子李耳，用来论证他的宗族是神仙的后代。这样，儒、释、道三教又成了唐朝官方的正统思想。

总之，从汉初到隋唐，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农民大起义，它们先后搬来了孔子、老子和印度释迦牟尼的学说，并且把孔子和老子吹捧为大教主，同佛教一起，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唯心主义神学系统，作为前期封建制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统治阶级自以为它们统治农民的手法越来越完备，防止农民起义的对策越来越精密，可是最终都被农民大革命的风暴打得落花流水，它们的神权论和唯心主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哲学变得越来越烦琐和荒诞，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为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作论证，以抽象性为特征即魏晋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的趋向，有的消极，有的假装消极。的确，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统一到分裂，由意见分歧到武装冲突。所谓“天下纷争，群雄割据”。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瓦解以后，出现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分别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长期的互相屠杀。它们的屠杀政策不仅只是用以对待不同政权下的人民，即同一政权内部也都用它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那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像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长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他们纵迹山林，或不问世事，或潜心学术，对现实社会不敢正视，企图逃避，产生“遗世”、“习玄”的风尚。但是一个人生长在社会中，总是无法逃脱社会诸关系的牵制。虽然这些人想竭力做到“与人无爱亦无憎”，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能没有爱憎，而有的人还不免要遭到屠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能不对各种问题表示意见。

魏晋时期，又出现了唯心主义玄学家王弼和郭象，抛弃了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的形式，提倡思辨的唯心主义玄学，为门阀世族的专政作辩护。与此相对立，唯物主义者裴提倡崇有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杨泉提出元气说，同玄学唯心论开展了斗争。两晋之际道教头子葛洪宣扬神权论为门阀世族的统治作辩护。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流行，出现了一批佛教神学家，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宣扬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和虚无主义，为门阀世族的封建特权作辩护。慧远和僧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与此相对立，又出现了一批反佛教的无神论者，同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和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迷信进行了斗争。庶族出身的无神论者范缜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在唐代，由于贵族和士族的提倡，佛教和道教更加流行起来，特别是佛教神学形成了许多流派。与此相对立，又出现了一批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庶族出身的新官僚韩愈，成了当时反佛教的先锋。唐朝的封建贵族和士族还大肆宣扬儒家的天命论。与此相对立，出现了代表庶族利益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柳宗元和刘禹锡，又同儒家的天命论进行了斗争。这个时期的无神论者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者，而神权论的鼓吹者又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家。所以在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往往是和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结合在一起的。

隋朝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分裂的基础上又一次完成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经“开皇之治”，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隋炀帝暴政激化了阶级矛盾，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迅速灭亡。唐继隋而起，初期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发展经济的政策，“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强盛的基础，中经武则天的承上启下，至唐玄宗前期“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玄宗后期政治，引发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此后，在地方形成藩镇割据，在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政局更加黑暗。后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唐朝走向瓦解。

隋唐时期，为了适应全国政治大一统和封建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此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也是它中国化的时期。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已极为丰富，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创立了不少新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每一宗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修持体系，师道相传，谨守不变。

唐统治者（除唐武宗外）实行儒、佛、道三教并行政策，使佛教得以昌盛，同时促进了儒、佛、道的融合。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学治世、佛学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使其作用互补，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摄取儒、道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理论。隋唐时代，国家统一，寺院经济高度发达，佛教进入鼎盛阶段，佛教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一些富有哲学思想的宗派，着重通过阐发心性问题，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劝导人们加强主观修持，以达到成佛境界。佛教各派理论纷纭繁杂，归结起来约可分为：介绍印度佛学的唯识宗，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