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纬《乾凿度》中说：“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日混沌。混沌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这里所谓太易，是“未见气”即没有开始有气的阶段，因而也就是什么也不存在的“无”的阶段。易纬《乾坤凿度》中更说：“易起无，从无入有，有理若形，形及于变而象，象而后数。”这里提出“易”是由无开始，从无生有，然后产生形、象和数。这段话可做前面《乾凿度》中所说的“太易”的更为明确的解释。然后，到了“太初”的阶段，才开始有气；到了“太始”的阶段，气凝集成形；再发展到“太素”的阶段，才由形具体化而成为各种事物的质。在这个阶段，虽然有气、有形、有质，因三者尚未分离，所以叫做“浑沦”：“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

《乾凿度》中又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

对于易系辞中所讲的“大衍之数五十”，《乾凿度》中发挥说：“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这是进一步具体说明五音配甲乙等十干，六律、六吕配子丑等十二辰，四方中每一方有星宿七，共二十八宿。三者相加构成大衍之数五十。这个大衍之数的五十，具有“成变化而行鬼神”的力量，音律和星宿就是这个数生出来的。

“物有阴阳，因有重之，故六画而成卦。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这是由气的变化来说明周易卦象的形成和作用，由卦象的作用说明宇宙间事物相感相应的变化发展。易是不能感知的，没有形状的。由无变有，就是由易变而为一，这个一是太初的气。再变而为七、为九，这是表明阳的发展共有一、七、九三个阶段。此外，阴的发展是二、八、六三个阶段。与数的这个发展相应，万物都有发生（始）、发展（壮）、结束（终）三个阶段。每一卦有六画即六爻，这些爻就组成卦象。这些数与象具有神秘的作用，是宇宙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和力量。

《乾凿度》中又说：“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这是说，东、南、西、北是四正，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是四维。一年之中，阴阳之气在四正四维及中央共九宫中运行，有消（衰微）和息（盛长）的过程。这九富有九个数目字代表，即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在这个数目字的组合中，横、竖、斜相加，都是十五。这样的数字组合图形很奇巧，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示了宇宙的秘密。后来宋朝人认为这就是易传中所说河出图、洛出书的河图或洛书。

易纬《乾凿度》中还认为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也是与八卦相应的。它说：“人生而应八卦，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因此以八卦配五常，例如以东方的震卦配仁：“夫万物始出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用类似的理由，以南方的离卦配礼，西方的兑卦配义，北方的坎卦配信，以统摄四方的中央配智，等等。总之认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圣人所以通天意，理人伦，而明至道也。”常，则每一卦用事四十五天，每年的寒暑变化就很规律，万物的生长变化也就很顺利了。

在这个宇宙的间架中，阴阳之气具有道德的属性，八卦的方位具有道德的目的，天与人相感应，圣人应掌握这个规律，认识天人之际的至道，通过天意以端正人伦。易纬《乾凿度》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在这里表现得更明显了。《乾凿度》中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前后完全统一的，例如在另一处又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这里完全继承《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说法，但以四象为四时，同时却以八卦配入四方和四时，成为一个时空与八卦相配合的世界图式。震、离、兑、坎在东、南、西、北四正，巽、坤、乾、艮在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维。

《乾凿度》中接着又说：“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矣。”这又是以八卦所表示的阴阳消长说明四时寒暑的变化。阴气和阳气在这个宇宙间架中运行。

上面说明易纬《乾凿度》中将八卦配入四正四维，易纬《是类谋》、《稽览图》和京房则将六十四卦皆配入四时，并将四时细分为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例如易纬《是类谋》说：“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岁十二月，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这是将历法中具有科学根据的冬至、夏至及春分、秋分等二十四节气及物候学中的七十二候，纳入六十四卦的图式中。这些是当时易学中具有科学意义的合理因素，但是，从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卦气说仍是以唯心主义的阴阳灾变说为主导思想的。

当时称图谶和纬书为内学，原有的经书为外学。纬书中除了受到朝廷特别重视和利用的一些与谶语类似的神灵故事外，也包括一些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天文历数等，还夹杂一些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实质上，这是比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更为怪诞的，将儒家经典加以神秘化和宗教化的极为粗俗的宗教神学。

五、《白虎通》的唯心主义和天命论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统治，减省当时经学中的“章句烦多”，汉章帝在白虎观亲自主持召集了一个会议“正经义”，这就是所谓“讲论五经同异”的白虎观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官僚、诸儒和诸生，规模庞大，历时甚久，讨论发言的情况，模仿西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编成《白虎议奏》。汉章帝还命班固编辑整理他对《白虎议奏》所作裁决的定论成为《白虎通义》，或简称为《白虎通》。《白虎通》继承和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世界观，直接引用谶纬的文字作为立论的根据，使谶纬具有国家法典的地位。这样，《白虎通》就进一步使经学神学化，并成为总结当时今文经学的一部简明扼要的百科全书。

在世界观上，《白虎通》完全继承了纬书从无生有的唯心主义思想。它说：“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白虎通》还引用易纬《乾凿度》“太初者，气之始也”解释这个观点，可见，这同样以气的开始叫做太初。太初以前，气不存在，实质上也就是认为由无生出太始。发展到太素阶段，仍旧是不能闻见的混沌状态。关于混沌以后的状况，《白虎通》中叙述说：“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为五行。”这是说，太素混沌状态分裂以后，就生成日、月、星三光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在这个宇宙发生论的具体过程上，《白虎通》不同于易纬。易纬以八卦为主，而《白虎通》中却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理论，以“五行”为主。

《白虎通》中还认为五行就是在天的支配下，金、木、水、火、土五气的运行。对天而言，土是服从于天的，正如臣僚服从君主一样，所以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但土对其他四行而言，又是最尊贵的，居于中央，不居于四方中任何一方，不属于四季中任何一季。所以又说：“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何知东方生？《乐记》中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

《白虎通》也引用纬书《元命苞》作根据，认为土虽不像其他四行一样，不担任某一具体职务，但却具有支配其他四气的能力，主管万物的变化。董仲舒曾说，土为五行之主，土事天要竭其忠，但对其他四行而言，却又是促成其他四行发生作用的力量：“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圣人之行，莫贵干忠，土德之谓也。”在这里，《白虎通》中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用社会伦理的关系说明自然界五行的关系，但阐述得更为明确。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董仲舒继承了战国以来的思想，已有明确的说明：“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这是基本上按照《礼记·月令》中所列的木、火、土、金、水的次序中，以其间相胜比者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等；相间隔者相克，即木隔火胜土，火隔土胜金，土隔金胜水，金隔水胜木等。但董仲舒对相生相克的理由说明得不够充分，《白虎通》中则具体阐述其相生的理由说：“木生火者，木性温，暖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温润流泽，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生木。”这是从物理方面的性能加以说明，使人比较容易了解和接受。《白虎通》中同样对五行相克的理由加以分析说：“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因而在这方面，《白虎通》中对董仲舒的观点有具体的发挥，表现得更为完整。

在社会伦理的关系中，《白虎通》中又继承了董仲舒和礼纬《含文嘉》中的思想，特别强调“三纲”的重要意义。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中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这里说明纲纪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关键。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整顿了纲纪，就可稳定上下统属的秩序，巩固社会的伦理关系。三纲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正如天道中阴阳的关系一样，虽然相反相成，但主次分明，阳尊阴卑，阴对阳只能绝对服从。这就将过去《易传》中认为阳阴是对立面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因素改造成了形而上学思想。

《白虎通》虽然从物质的性能上对五行相生相克的理由有所说明，但从根本点说，《白虎通》仍然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主要以社会伦理关系解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五行的运行及其关系具有伦理的性质和道德的目的。《白虎通》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另一方面的表现是更具体地宣扬了天命论。《白虎通》中将人的命运加以区分，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命，即决定人的寿数的“寿命”；决定遭受祸患的“遭命”；对人的行为的善恶作相应报答的“随命”，而这三种命都由上天所决定。这种唯心主义的命运论比孔子的天命论更为具体和细致，曾在汉代得到广泛的传播流行，一直到王充才给予了初步的批判。

《白虎通》中还进一步发挥了董仲舒的天人之际的思想，对社会上的一切关系都用五行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它认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五行的运行作为模仿的标准。《白虎通》中在这方面例举的事实很多，实质上就是要将汉代封建社会所实行的具体制度和所颁布的法令，一律纳入五行关系的构架中，使其具有不能违抗的神圣意义和永恒性质，更好地为加强东汉豪强地主专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