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套“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呢？一方面为了吓唬老百姓，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按照“天”的意志办事，那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欺骗老百姓，皇帝的所作所为都是体现“天”的意志的，如果皇帝没有照“天”的意志办事，“天”会惩罚他们的。这两方面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前一方面当然是这样，后一方面的实际作用是，皇帝所做的好事或坏事自有“天”来赏罚，老百姓是不必管也不能管的。为此，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统治者如果违反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现象加以警告，使其觉悟，如果不省悟，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又说：“五行变至，当牧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他这是企图用怪异现象规劝统治者施行德治，但他用“天当雨石”加以警告，是荒诞的。这种谴告说似乎是利用宗教迷信对人君的“失道”加以限制，但从维护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来说，这也是体现天对人君的一种爱护。这是从另一角度论证君权神授的。封建统治者因为有君权神授这一护符，可以随意地对一些自然现象穿凿附会，来为自己的政治进行粉饰或开脱。统治者绝不会用什么“谴告”说来限制束缚自己的手足、动摇自己的统治的。例如，董仲舒写文章讲灾异，被人偷去给汉武帝看了，皇帝几乎砍掉他的脑袋，使他以后不敢再讲灾异，这也说明了“谴告”说的破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后来谶纬迷信的兴起开了先河。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注意吸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神道设教、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

董仲舒为了把封建的统治秩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还用所谓“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封建的伦常关系绝对固定化起来。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这就是说，阴阳两个对立面，阳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阴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阴为了配合阳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君、父、夫永远应该处于统治的地位，而臣、子、妻则永远应处于被统治的地位，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就像阴阳的关系一样是天经地义的。这样他把对立双方的地位绝对固定起来，否认对立面有地位和性质的转化。这成为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根据之一。

董仲舒的认识论是服务于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因为天创造人是要实现天意的，因此，人的认识主要是认识天意。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天”与“人”有感应的关系，可以从“天”的各种表示来体察“天”的意志，并据此以付诸实践，所以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乃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这就是说，“天”的意志通过四时表现出来，统治者必须认识这一点，而且要根据“天意”来行事。

另一方面，董仲舒又提出体会“天意”要通过内心的体验去认识，他说“道莫明省身之天”，意思是说，没有比向内反省更加能认识“天意”的了。他说：“天不言，使人察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这是说，天虽然不言语，但要人领会它的意志，天虽然不行动，但要人按照它的意志去行动。这也是说人的认识和行动的标准就在于是否能够与天意相符合。因此，在董仲舒看来认识就是认识“天意”，体会“天意”。怎样来体察“天意”呢？因为，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本来是合一的，“天”具有的道德品质（封建的伦理道德），在人内心本来就有。这样，董仲舒在认识论上就完全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了。

当然，认识“天意”并不是董仲舒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人们在思想上牢牢地树立起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怎样贯彻到实践中去呢？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董仲舒认为，名是决定是非的标准，是非应该由“名”来决定，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事由名决定，名由“天”决定，“名”就是圣人代表“天意”给事物起的名称：“鸣而施命，谓之名。”这种由天的意志决定名，由圣人代“天”给事物命名，由名决定事物的认识路线，就完全颠倒了认识的主客观关系，是十分荒谬的。

“正名”的思想在董仲舒这里和在孔子那里一样，都是为了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孔子的“正名”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的“正名”就是他所说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他要求封建制各个等级都根据“名”来确定其地位，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无非是为着封建等级制的巩固而已。这种基于“名”是实际事物的标准和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的“正名”学说，正是我国封建“名教”思想的理论基础。

与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相联系的就是董仲舒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照他看来，只有圣人能体察天的意志，并代天命名，圣人的认识是不受任何实践的制约的，所以他说：“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能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这就是说，圣人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能力，他们是一些能“知天地鬼神”、知“人事成败”、知“古往今来”的先知先觉。因此，圣人的地位同于天，“圣人之道，同诸天地”。这样一来，圣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可以任意穿凿附会、随心所欲地作解释。这种先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认识论，正好在认识论方面为“天人感应”寻找根据。同时，又是在认识论方面为封建最高统治者树立绝对权威，证明应该由这些先知先觉的圣人来进行统治。

三、“性三品”的人性论

董仲舒的历史观是复古主义的循环论，他为了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

“三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历史的变化，就是“三统”的周而复始。“三正”就是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寅月以黑色为上色，因此夏为黑统，丑月以白色为上色，商为白统，子月以赤色为上色，周为赤统。汉代继周而起，应以寅月为正月，这就叫做“改正朔，易服色”。用这种办法表示一个新的朝代统治者重新受天命，所谓“新王必改制”就是指履行这种类似宗教的仪式。这纯粹是一种“天人感应”的迷信主张，是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的。“三统”的交替，纯粹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改变，而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至于那些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历史上虽然朝代更替了，但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没有任何变动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能有任何触动的。历史的每一循环，都不过是复古的表现，所以他又提倡“奉天而法古”，他说：“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这种复古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学说。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仁、义、忠、信等。董仲舒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王道之三纲”，即以后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董仲舒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也可以不叫做性。只有中民之性，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可以叫做性。

所谓圣人之性就是指的封建统治者的人性，斗筲之性是对劳动人民的人性的侮蔑。董仲舒的这种人性论正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翻版。中民之性是指多数人的人性能够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而言，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因此，要达到性善，必须经过统治者的教育，他说：“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而担当教育者的责任的就是封建统治者，他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他还说：“民之号取之瞑也。”把“民”说成“瞑”，侮辱劳动人民都是昏昏沉沉冥顽不灵，必须经过统治者的教化才能觉醒。这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蔑，是董仲舒的“人性”学说的地主阶级本质的暴露。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为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继承，作为他们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

董仲舒用“天意”来解释社会伦理道德，在“三纲”之上加上了“天”，用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样就在君权、族权和夫权之上又加了神权，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提供了理论根据。

四、西汉末年谶纬之学的盛行

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的严重，谶纬迷信宗教思想开始盛行。到了东汉初年，统治集团发现谶纬对加强封建统治极为有利，大力提倡，因而一度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宗教神学。

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粗俗迷信，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假托神的预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早在春秋时期就曾出现过赵谶、秦谶，秦始皇时期更在燕齐一带的方士中流行。西汉初期，社会比较安定，这类谶语也少。到了西汉末年，各种谶语又与纬书结合在一起，逐渐流行。

纬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即对经而言，是由儒生用阴阳灾异之说来解释、演绎和附会儒家经典的著作，例如有七经就有七纬，易有易纬，书有书纬等。这些纬书的名字都很怪诞，如易纬有《乾凿度》、《稽览图》等，书纬有《考灵曜》、《刑德放》等。此外还有大量有关河图、洛书一类的纬书则是附会易经河出图、洛出书的说法而来。据说这些纬书显示经书中隐藏的思想秘密，因此，一时纬书的地位反在经书之上，一些士大夫以“博通五经，尤善图纬”，受到赏识。

纬书中所包含的具有一些哲学意义的理论主要是易纬中的象数之学。易传中本来包含有象和数，其中最基本的象是阳爻（—）和阴爻（勃玻，及由其组成的卦象。最基本的数是所说的奇偶，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大衍之数五十等。数中的奇偶与象中的阳、阴相应。易纬及当时与易纬相呼应的周易注，专门发展易传中这方面的思想，构成一个世界图式，成为所谓象数之学。易纬以外其他纬书，大都是将儒家经典宗教化、神秘化，将儒家推崇的帝王、圣人神灵化。例如尚书纬《璇玑钤》中说：“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书者如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这是说尚书具有代天立言的神秘意义，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又如春秋纬《演孔图》中说，孔子首类尼丘山，长十尺，大九围，在端门受命，上帝派他为汉代刘家立法等，将孔子描绘成神，将儒家思想变成一种极端粗俗的宗教神学。

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完整地留传下来，但从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易纬《乾凿度》，还可以看出这种象数之学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