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社会背景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各种社会矛盾就更加充分暴露出来，以至国势日衰，民困政废。当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早已破坏，“租庸调”的税制已无法推行。德宗时改行“两税法”，即并田赋户调与徭役为一，根据政府支出用途的需要，按照老百姓的贫富定出等第高下，分夏秋两季收税。这样虽然给政府增加了收入，但“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依然是重重地压在贫苦农民身上。

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就指出这种税制反而给农民加重了负担，他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白居易也在他的《重赋》中揭露两税法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情景。柳宗元在很多诗文中都描写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同时，由于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权，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加发展起来。当时各地藩镇的节度使各自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企图夺取李唐王朝的政权，因而连年内战不已，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宦官在朝倚仗皇帝，扩大他们的势力，不仅掌握了政治大权，而且也掌握了军权。宦官大权在手，他们和他们的亲友就无恶不作，鱼肉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这一已经腐朽了的势力，使庶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支与门阀世族争夺权力的力量。在唐朝，虽然门阀世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和藩镇、宦官勾结在一起，保持着种种特权，但由于庶族地主的斗争，使李唐王朝的有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庶族地主的要求，例如普遍推行了的“科举制”等。

然而藩镇和宦官势力的社会支柱则是当时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门阀世族。从汉魏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柳宗元、刘禹锡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二、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观点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773年（唐代宗大历八年），死于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被编为《柳河东集》，其中《天说》、《天对》、《答刘禹锡天论书》、《封建论》和《非国语》等篇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柳宗元是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庶族地主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企图在缓和农民和地主矛盾的基础上发展庶族地主的利益。

柳宗元有一篇《六逆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篇代表当时庶族地主要求的重要著作。在《左传》中有关于“六逆”（六种大逆不道）的记载，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柳宗元对这所谓“六逆”作了区分，他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可以称为“逆”，是社会乱的原因；然而“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则不是社会乱的原因。相反，“贵而愚，贱而圣且贤”这样的“贱妨贵”是合理的；“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力这样的“远间亲，新间旧”也是可以允许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在原则上认为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是不能破坏的，因此，不能“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就不应是“贵贵”、“亲亲”，而应是“选贤与能”，应是“官无常贵”。

柳宗元在《天爵论》中提出尊贵不应依靠门户等第，而应看他是否圣贤，是否具有“仁义忠信”的品德。这种思想很明显是代表当时庶族地主的要求，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展自己，反对门阀世族的特权利益。

柳宗元的所谓圣人“以生人为己任”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生人之意”的思想，他在《贞符》中说，朝代的更替是“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所谓“生人之意”，就是指人们要求生存的意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意愿的统治者，就是“以生人为己任”，就可以得天下。这种“生人之意”的思想，并没有能揭示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原因，而是把人们的主观意愿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历史上朝代更迭是由于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社会的发展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人之意”。用抽象的人性论解释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最能反映柳宗元要求代替门阀世族旧势力的庶族地主的思想，是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他在《封建论》中提出，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它有着固有的必然性（势）。在这一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既不是任何“天命”、“神意”所使然，也不是由“帝王”、“圣人”的个人主观意志所支配，而是由人们的生存的意愿和要求所决定的。柳宗元认为，人生之初和万物生长在一起，然而由于人们身体能力条件的限制不能“自奉自卫”，因此就要“假物以为用”。“假物以为用”就会发生争夺，这样就要有能“断曲直”的人出来管这些事，因而“君长刑政”就产生了。这种一层一层的争夺，就有一层一层的统治者出现，就形成了“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的封建制。这种封建制的发生“非圣人意也，势也”。这里柳宗元说明了，过去“封建制”不是圣人的意志所造成，而是社会发展的形势所要求。

当然，柳宗元的目的不在于论证过去“封建制”的必然性，他的目的是要说明，这种“封建制”由于社会的发展到秦汉时已不合理了。“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是合乎“势”之必然，而不是什么“圣人之意”。柳宗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门阀世族世袭特权所造成的“不肖者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应该是由“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这当然是反映他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的要求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自有其进步意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封建论》是为当时他所代表的庶族地主反对门阀世族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柳宗元认为，做官应由贤能者，而不应由有特权地位的门阀世族所垄断，他说：“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人生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但是，柳宗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应该由圣人贤人来进行统治。但是，为什么在秦汉行“郡县制”之后仍然有治乱兴衰、朝代更迭的现象发生呢？柳宗元认为，首先应把“制”与“政”分开，“制”是指的“制度”，“政”是指的人的治理。“封建制”从周开始就暴露出很多问题，到秦汉以后作为一种制度不得不改变，所以他说：“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于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但是，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要求的，其中之所以仍有治乱兴衰，则是在于人了，所以他说：“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三、无神论思想

柳宗元作为当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反对门阀世族和宦官藩镇势力的庶族地主的代表，不仅在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方面反映出来，而且在自然观方面也反映出来了。柳宗元在反对门阀世族宣扬的“天人感应力”、“君权神授”的有神论时，对韩愈在这方面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

[1]对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的发展。

柳宗元批判“天人感应”的有神论，否定了有意志的天，那么“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世界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柳宗元继承了以前的唯物主义元气一元论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

柳宗元认为，天地不是什么神秘的精神性的东西，“天”不过是我们看到的苍天，“地”是我们脚踏着的大地，天地不过像大瓜果一样的物质性的东西；在天地中充满了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这二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万物。

对于这一世界万物由元气构成的思想，柳宗元在《天对》中更有所发挥，他直接否定了在“元气”之上存在什么虚构的东西，当做有意志的上帝；否定人们设计出一个“极”物，当做最初的原因。屈原在《天问》开头提出了五个有关理论的根本问题，大意是问宇宙有没有一个“极”？有没有造始者？最初的造始是谁来传道的？一切变化从哪里来考究？怎样知道？这些问题在古代有不少有神论和唯心论的答案，屈原的《天问》则是对这些神话传说提出怀疑式的追问。他认为：宇宙是由混沌的元气构成的，没有任何怪物在那里主宰造为，而那种所谓本始的神秘的东西，原来是荒诞的迷信者所传道的，完全不可相信。

他所说的“惟元气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不仅肯定了物质性的元气是第一性的，而且多少接触到了世界的无限性和统一性的问题。然而他直接针对的还是否定造物主，而把元气看成是无所不包的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后根源，正如他在《非国语》中所说：“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他更说：“辟启以通，兹气之元。”这是对《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的答复，否定了神话传说西北天门之谬论，把自然运行还原为自然元气之自为。

因此，这里又接触到第二个问题，世界虽为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但是元气是由什么推动它变化运动？这里柳宗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世界万物的变化运动是元气自身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他特别强调“自斗自竭，自崩自缺”，进一步否定了有神论。

[2]对“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有神论的批判。柳宗元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这是说，抬出“天命”是为了欺骗愚昧的人，而那些鼓吹“天命”的人又往往都是要利用它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柳宗元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

柳宗元认为，国家兴亡、人们的吉凶祸福和“天”没有关系，人们的社会是由人自己来主宰，而不是由“天”来主宰。他在《贞符》中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说教，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兴亡是“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人们的吉凶祸福是“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这是他反对有神论的基本思想。

柳宗元对“天”的批判，不仅仅是提出这样一个否定“天”有意志可以主宰人事的结论，而且他和王充一样对他的无神论思想有所论证。他在《非国语》中举出许多历史事例论证自然的变化和人事的祸福、国家的兴亡没有关系，说明“天罚”之类都是无稽之谈；论证鬼神、妖怪、卜筮、占梦等迷信都是些“世之余伎”，“害于道也多”的胡说八道。例如，他批评伯阳父认为三川震是亡国的预兆，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至于国家为什么会亡，他认为是“人乏财用”的结果。《伐宋》一篇则是驳斥所谓对宋人杀昭公，晋侯应示以“天罚”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