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于哲学思想，这个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

在宋代，旧有的门阀世族地主阶级消灭了，官僚大地主阶级代替了门阀世族的地位。官僚地主阶级需要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北宋初期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提出了新形式的唯心主义体系——道学唯心主义，为宋代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周程以继承古代儒家自居，实际上吸取了佛教、道家的很多思想。

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是古代儒家孔孟之道与道家老庄学说和佛教唯心主义的综合。他们都把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说成为天经地义，把封建道德基本原则即所谓“三纲五常”绝对化、永恒化，从而满足官僚地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需要。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二程的唯心主义。他们之间也有争论。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王守仁是主观唯心主义，彼此也相互批驳，但在反对唯物主义上又是一致的。道学唯心主义成了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与道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在后期封建社会，在多次农民革命战争的影响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普通中小地主、商人地主和市民阶层利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不满官僚地主的特权地位，要求革新政治，在哲学上举起唯物主义的旗帜，或提出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跟维护官僚大地主利益的道学唯心主义及其道德说教展开了斗争。在北宋道学唯心主义形成时期，出现了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张载和王安石，代表普通中小地主的利益，同道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渊源——佛、老唯心主义展开了斗争。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唯心主义则进行了反扑。

在南宋时期，道学唯心主义得到了发展。这时又出现了反映兼营商业的地主阶层利益的哲学家陈亮和叶适，他们提倡功利学说，发挥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同以陆九渊和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

到了明代，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道学唯心主义得到了发展。这时又出现了代表普通地主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罗钦顺、王廷相，同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道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到了明代后期，又出现了功利派的进步思想家李贽，同道学家的封建的道德说教开展了大辩论。

明清之际，在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影响下，出现了反映市民要求的进步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道学和封建主义的君权论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出现了著名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对道学唯心主义和佛、老唯心主义进行了总清算，把我国封建时代唯物主义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到了18世纪，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民要求的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戴震，又同道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

北宋建国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前后百年（960—1840年），经历了宋（与宋同时的有辽、金）、元、明、清等几个朝代。后期封建制的特点是，佃租的封建剥削形式取得了支配的形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减弱了，工商业得到了高度发展，反对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成了这个时期农民革命的主要要求。经过唐末农民革命战争，旧有的门阀世族地主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而庶族地主分化成两个阶层，官僚地主阶级代替了过去门阀世族的地位。这些官僚地主有政治特权，免除一切赋役。普通地主（中小地主）则没有特权，也负担赋役，而且在官僚地主的兼并势力之下，也时常感受到威胁。普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经常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实行变法，就是普通地主要求改革的典型例证。当时代表官僚地主的旧派竭力反对新法，企图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新旧两派之间展开激烈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更加有效地镇压农民起义，抵制工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度。全权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全国的财政赋税也集中于中央，在行政方面也加强了中央朝廷对于地方官吏的控制。

宋代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期内，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宋代到清代中期，广大农民为了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多次举行起义。这些农民的反抗运动和农民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基本情况。

宋代到清代中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内部也经常有矛盾斗争，这主要是有特权的官僚地主与无特权的普通地主的矛盾斗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有比过去时代更大的发展。北宋许多官营的或私营的手工业作坊中已有相当细密的分工。

商品经济有高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商业繁盛的城市。到明代后期，在东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苏杭纺织业最为发达。据《明实录》中记载，当时苏州纺织业的情况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当时苏州的织工有几千人之多，据说都是“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即都是靠出卖劳力以维持生活的人。在矿冶业与瓷器业中也有类似的手工业工场。不过，在明代，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

明代后期有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市镇，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包括工商业者（手工场主人等）与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称为“市民力”，逐渐形成一种力量。市民常常进行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即所请“民变”。例如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发生反抗税监的斗争，同年湖北商民也进行了反抗税监的斗争，1603年北京西郊煤矿矿工也爆发了反抗斗争。

清朝统治初期，曾经执行箝制工商业的政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但到了康熙、乾隆年间，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又发展起来，逐渐超过了明末。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分工很细、工匠众多的手工业工场。根据解放后在苏州发现的雍正年代的《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碣记》，当时苏州纺织业的情况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这基本上和明代后期情况一样。但当时工匠人数增加了，当时苏州机匠的人数超过两万。在清代，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有显著的增长。

在宋代，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明代末年出现了三部总结性的科学著作，李时珍（1518—1593年）著《本草纲目》，集药物学之大成；徐光启（1562—1633年）编著《农政全书》，总结了农业生产的经验；宋应星（生卒年不详）著《天工开物》，总结了手工业生产的实际经验，叙述了农耕、纺织、制糖、陶瓷、矿冶、造纸等工具与技术。这些科学著作反映了明代各专业技术的发展，也表现了明代自然科学的成就。

明代末年，西方自然科学曾一度输入。在十六七世纪，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初期，它们为了进行资本主义侵略，派遣许多天主教教士到中国传教。传教士带来许多科学书籍，传播了西方古代希腊以及十五六世纪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到中国来传教，本来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所以并没有多么积极的效果。在明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科学的著名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

清代的天算家大都兼治中法与西法，最著名的天算家王锡阐（1628—1682年）著有《晓庵新法》，梅文鼎（1633—1721年）著有《几何补编》等数十种，后人编为《梅氏丛书》。自然科学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许多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曾经从事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如张载对于天文学、医学都有一定研究；王廷相是天文学家，还研究过生物学；方以智很注意研究所谓“质测之学”，即当时的自然科学；王夫之虽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也很看重当时所谓“质测之学”；戴震则是天文、算学、地理学的专家。他们的唯物主义都和自然科学有一定的联系。

明清文化就整体而言，它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明清文化的特点是承古萌新，其具体表现在：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成就突出；西方传教士东来，使中国人了解到一些先进的外来文化。但同时，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从16世纪以后就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落。此时，科学技术由发展完全转向停滞，没有重大进展和创新。造成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言之有以下原因：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制度日益腐朽，统治阶级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八股取士的人才选拔机制使得科学技术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科技发展严重缺乏足够重视和足够的人才；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进一步限制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归根结底是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导致了科技文化的衰落。

第三编·第一章李觏的经世致用思想与王安石变法

一、李觏对《周易》的研究

李觏，字泰伯，生于100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死于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考进士不中，以教书为生。晚年，由范仲淹推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与王安石有过交往。北宋时期的江西学风重经世致用，这一学风，由欧阳修倡之于前，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而李觏则是处于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他的许多思想给予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又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由于重经世实用，在经学上李觏颇重《礼》学，王安石后来作《周礼新义》不无影响。由于重实用，所以李觏反对孟子，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先驱者。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后人编为《直讲李先生文集》。

他在《周易》的研究中，反对神秘的象数学和鬼神卜筮迷信，而注重阐发《周易》中所包含的修身、治国道理和自然界万物生成的理论。他曾专门写了六篇论文，批驳当时流行的宣传象数迷信的刘牧的《易数钩隐图》。他指出，刘牧这部书“力穿凿以从傀异”，“诖误学子，坏隳世教”，因而不得不加以删定。他批驳了刘牧把《易》和《河图》、《洛书》相附会的神秘之说，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

他把事物的来源、开始叫做元；把事物的成长叫做亨；把事物赖以发展的客观条件叫做利；把事物的基本特征叫做贞。事物的来源、开始就是气。走兽、飞鸟、百谷草木都因为有了气才得以生出。鸟兽的卵、胎，百谷草木的萌芽，能得以生出、发育，这就叫亨，这就有具体而确定的形象了。人、兽、虫、鱼各有自己相宜的生存条件，这就是利，也就是所谓命。石之坚，火之炎，水之流，草木之植根于一定的地方，这是事物的不同特征，就是事物的本性，就是贞。因此，所谓元、亨，利、贞就是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自然规律，即“天道力”。这里，李觏对于气、形、命、性等概念，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李觏认为，“太极”是物质性的“气”，五行万物都是“太极”分化出的阴阳二气的结合所产生的。“太极”是阴阳二气的统一体，由“太极”分化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结合，便产生了有具体形象的五行万物。他说：“厥初太极之分，天以阳高于上，地以阴卑于下，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天气虽降，地气虽出，而犹各居一位，未之会合，亦未能生五行矣。……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天降阳，地出阴，阴阳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李觏从事物的自然属性来说明五行之相生、相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