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阐告子》一文中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狠）忌非固有。”龚自珍发挥告子的思想，对于反对天赋性善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可是，龚自珍在晚年又认为这一思想符合于佛教天台宗的“佛性”说，这就减弱了它的意义。

这是说，“情”是与生俱来，一种自然的、真实的感情。他主张，对这样的“情”，应当“宥”，即宽容。他曾自述对于“情”的认识过程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他认为，对于“无如何者亦受”的“命”，人们无法抗拒它，但对于自己真实的“情”，则应当任其自然发展。所以他说：“夫我也，则发于情，止于命而已矣。”他反对把人的不同感情、才能强纳入一个模子，所以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认为如用各种要求去限制各人的特性，那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如他说：“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者皆病。”龚自珍关于“宥情”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要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

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

魏源，字默深，生于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死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湖南邵阳人。他在当时是与龚自珍齐名的著名学者和先进思想家。他也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曾做过知州等官。鸦片战争时期，他亲自参加了抵抗英国侵略军的斗争。但他也组织过地主武装——“团练”，打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

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鼓吹采用机器生产的代表人物。在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中，不单是从西方买进一些新式武器或机器，而更主要的是他提出了建立民族工业的主张。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机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的思想反映了19世纪中期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的要求。他的主要著作有《海国图志》和论文集《魏源集》等。

他并且认为，这是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根本。当时，那些封建顽固派竭力阻挠发展新式民族工业，胡说机器生产是什么“奇技淫巧”，是“形而下”的“器”，发展机器生产将“坏我人心”，等等。魏源对这种顽固反动思想进行了批驳，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认为只要对国计民生有利，就不是什么坏东西，就应当提倡、发展。

在魏源的文章中，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和乾嘉以来考据学的空谈。魏源为了寻求国家富强的道路，论证改革的必要，还考察了古代的历史。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他肯定历史上以郡县代封建，以科举代里选，以一条鞭法代两税制，以雇役代差役等，都是历史的进步。因此，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制度也必然要随之变化，而且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这是说，把古代不适合的制度改革得越彻底，就越适合当时的情况，便利当时的老百姓。他举列代的赋税制为例说：“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魏源并不能揭示出历史不断进步的真正原因和规律。而只是对历史的进步作了现象上的一些描述。但是，就他肯定今胜于古，并以此作为他要求改革的根据这一点来讲，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他从历史不断前进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封建顽固派保守复古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庄生喜言上占”，“宋儒专言三代”，然而上古之风，三代之制，都是“必不可复”的。他认为，了解学习过去的东西一定要适合当前的具体情况，而不能剿袭、守陈案。他举例说，读古代“黄农之书顶医书”，而用来杀人，这种人人们称他为“庸医”；同样，“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因此，他认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不应当拘守于一种不变的样式或框框。他得出结论说：“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当时一些进步的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抵御外国侵略者，是当时进步人士迫切关心的问题。魏源关于历史不断革新进步的思想，这时也就开始具体化了。他反对封建顽固派在一切方面都采取闭关自守的保守立场，主张必须打开眼界，了解世界情况。因此，他在鸦片战争后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公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他号召人们要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他认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过去在科学技术上并不落后，中国的物产资源也是丰富的，因此只要奋发图强，努力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集中世界各国的长处，一定能迎头赶上，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他还说：“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在当时中国备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欺辱和压迫下，魏源能提出这些自信自强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师夷之长技”是当时魏源提出的富国强兵的一条具体途径。

魏源“师夷之长技”的革新思想，应当说比龚自珍“平均论”的变革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他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洗礼。魏源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以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先声。

四、“经世之用”的哲学思想

魏源反对“心性迂谈”和“玄虚之理”，提倡“亲历诸身”和“验诸实事”，能“经世之用”的学问。这反映在他的认识论上，有比较丰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

魏源认为，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他说：“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

在通过后天人为努力而获得知识的问题上，魏源又强调了直接经验的重要。他认为，从间接经验来讲，现代人的经验比之古代人的经验重要，“身教”比“言教”重要。他说：“播十四经之编，无所触发，闻师友一言而终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义方之灌，若罔闻知，睹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亲于言教也。”

天资聪明的人与天资愚笨的人一起学习，聪明人不努力，结果越来越愚笨，愚笨的人努力，结果越来越聪明。这难道是天资和人为互相变易了吗？回答是，这说明天资与人为必须结合起来，这也就是说，魏源认为，即使有了聪明的天资，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也不能获得智慧，反而会变得愚笨；相反，即使天资较愚笨，如果后天努力，就能获得智慧，变成聪明。魏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智慧、才能的获得，主要要靠后天人为的努力。后天人为的努力，完全可以改变天资的自然差别。所以，他又说：“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

由此，他也反对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说“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而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比，则直接经验又更为重要。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意思是说，翻看五岳地图，自以为很了解山，其实不如樵夫亲自走过所了解的清楚；谈论沧海如何广大，自以为很了解海，其实不如商人亲自看到所了解的确实；熟读名贵菜肴的菜谱，自以为很了解菜肴的味道，其实不如厨师亲自品尝所了解的真切。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即是说，哪有不经过亲身的接触和实行而能获得知识的呢，他还认为：“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腿盂水为方圆也。”

对于“今”与“古”的关系，“物”（别人的意见）和“我”的关系，他在讲道“今必本于古”，“物必本于我”的同时，也着重强调了“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和“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的思想。而且认为，“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即不同意见的互相推难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魏源的这些思想反对了主观主义，提倡尊重客观实际，为19世纪下半期的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风气。

他把人的认识比喻成“水”，把客观事物比喻成“盂”，认为“水”必须随“孟”的方圆为方圆，所以人的认识，必须随“古今”、“南北”之不同，而“设身处地”去加以考察，然后才能使认识符合于“古今”、“南北”的不同情况。他反对凭空虚构的理论，认为：“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二四。”意思是说，坐在屋里谈论的空道理，拿出去用实际事物检验一下，能够行之有效的，恐怕十个中连三四个也没有。

他还说：“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因此，他的结论是：“人非人不济。”意思是，人们的认识必须互相补充，互相切磋，互相综合。应当指出，魏源这里讲的“众议”，并不包括劳动人民的议论在内的，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人民处于乡野，见闻闭塞，没有知识，所以他所要“参同”的“众议”，也只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议论；但是，他能注意到“独得之见”不如“众议”，注意到要吸收“众议”，应当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认识问题上，魏源还注意到了“独得之见”与“众议参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即个人的见解，一定不如经过综合的许多人的见解。他断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

这就是说，“仁”这种道德品质不仅是天赋的，而且是永世长存的。他认为，只要发扬这种“仁”，就可以达到“众善齐归而性大成矣”。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魏源强调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他指出“事必本夫心”，即做事是否恰当，要靠思想的正确。但是，“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即思想的正确与否，必须受所做的事的检验。

他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生动地比喻成秤和物的关系，指出：“无星之秤不可以称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这是说，秤上如果没有标志轻重的星，就无法去称物的轻重，然而秤上的星是根据物的轻重标志上去的，然后秤才有衡量的作用，所以说是有了物的轻重才产生秤的衡量作用，不是秤的衡量作用产生物的轻重。这也就是说，主观思想产生于客观事物，要受到客观事物的检验。在讲道“法”与“人”的关系时，他也说“法必本于人”，即客观的法则要靠人去运用，但同样“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即人也必须遵照客观的法则而不能任意造作。他以造车为例说，如果只是“恃目巧，师意匠”，那么即使像公输般（鲁班）这样的巧匠也“不能闭造而出合”。

此外，在魏源的哲学思想中，还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如他是一个“有神论”的鼓吹者，坚信鬼神的存在。他反对北宋张载“太虚聚为气，气散为太虚”，“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圣贤死后“魄降于地”，而“精气”则“发扬于上为昭明”，成为神灵。他说：“五方之帝之佐，皆圣贤既没之神为之。”他狡辩说：“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

他竭力提倡所谓“阴教与王治辅焉”的“神道设教”，说什么“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又如，他是一个天赋“性善”的鼓吹者。他说“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

魏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既想改变旧制度的积弊，又不能彻底与旧制度决裂；既不满意于旧思想的牢笼，又受到旧思想的严重束缚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