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严复还运用这个理论，对中国流传的几种错误自然观进行批判。例如朱熹主张万物由理与气结合而成，可是又认为理在气先，理是最高的本体。严复说：“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理是抽象的理，若理在气先，理也就没有具体的气作为依附，又从什么地方发现和认识这抽象的理呢，所以他又说“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这也就是说，朱熹这种唯心主义的理气说是不能成立的。又如中国自古流行的另一种错误的自然观是神秘主义的五行观。严复批判说：“五行者，言理之大诟也，所据既非道之真，以言万物之变，乌由诚乎。”这是认为五行观完全违背科学的道理，因为这种理论所根据的五行，并不是通过观察客观的事实归纳贯通而来，而是由主观的臆测所成。用五行的相生相克解释万物的变化，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结果“开口便错”，无一是处。他说中国人不懂科学，“五行实为厉阶”。

严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为基础，不同于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对五行观的批判就表现出这个特点。从这方面说，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西方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有比较接近之处。无限的自然界，在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发展，追问这些变化发展的原因，没有人能够答复。因为自然界所以如此，就是自然而然，由自然界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恩格斯说：“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严复的自然观主张“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正是一种排除任何外来干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严复从自然界都是物质所构成的，受各种科学规律的支配，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理论出发，批判了真宰、上帝创造世界，支配和干涉世界的唯心主义宗教说教。他说：“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寒暑之推迁，昼夜之相代，生此万物以成毁生灭于此区区一丸之中，其来若无始，其去若无终，问彼真宰，何因若是，虽有大圣，不能答也。”

严复的自然观虽然以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为基础，但有时候，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也是粗浅和混乱的，例如他用所谓“质力杂糅”来说明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的例证，就是如此。有时候，他又将他的理论与中国古代思想相比附，划不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例如他认为西方的“名数质力四者之学”与《易经》中的乾坤等卦象相类似，显然是错误的附会。他还说：“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万化所由起讫而学问之归墟也。”严复在这里又将中西方古代唯心主义的最高原理。来说明他所谓的宇宙的根源和一切理论的根据，也表明他在自然观方面也不能划清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因而最终将他引向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四、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严复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又着重介绍和宣传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富强的关键，是由于科学发达，而西方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他们那一套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西方两百年来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法“摧陷廓清之功为首”。他概括了西方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有几点主要的精神。首先，他们研究问题时，明确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书本为研究对象。他们强调，“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培根认为“凡其事其物为两间之所有者，其理即为学者之所宜穷，所以无大小，无贵贱，无秽净，知穷其理，皆资妙道”。他们并不认为对某些事物的研究是“奇技淫巧”而加以鄙视。他们认为一切书本知识都只是“第二手事”，这些书本虽有参考的价值，但不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对象，不能作为科学知识的最后根据。如果完全相信书本知识，即使书本知识是对的，也只能“因人傲计，终当后人”。按照书本亦步亦趋的情况，不可能超过前人而有所创造和前进，何况书本知识本来就不能没有错误。他认为，这一点实在是中西学术的根本分歧点，“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

其次，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要求以实验和实践作为标准，一切规律都必须经过实验、实践的检验。他说：“然而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这是说自然科学的方法，不用“虚词饰说”的空话，不讲“盛气高宫”的大话，“必勤必耐，必公必虚”，探索事物的规律。任何理论和法则，都要求通过实验、实践的考验。

最后，在以自然界为对象进行研究时，要求从实际出发，发挥个人独立思考的创造性，他说，在中国明朝以前那一时期，西方的学术也与中国相似，教条主义严重，思想异常僵化。到了近代，明确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后，打破了宗教教条的束缚，不再讲究表面的文采装饰。“先物理而后文辞，重达用而薄藻饰”，开始注重实际的效果；“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提倡大胆地独立思考。正是具备了大胆创新、独立思考的精神，逻辑与数学有了进步，“致思穷理”的方法进展到一个新阶段，物理化学的科学理论产生了，引导人们对自然界“观物察变”进入一个新方向，形成了两百年来各科学术日新月异，大放光彩的局面。

严复除了阐述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的基本精神之外，同时也具体介绍了论述方法论的逻辑学。他说：“乃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不过二端，一曰内籀，一曰外籀。”他指出，归纳法（内籀）和演绎法（外籀）是西方自然科学的两种方法论，运用了这些方法，西方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所谓归纳法的要点就是“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即考察许多特殊事例后概括出一般规律，通过许多具体现象归纳出抽象法则。演绎法的要点就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即根据普遍性公理以推断各种特殊事例，根据已确定的模式以推导将来的变化。他所译述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是代表了当时西方这两种方法论的逻辑学科学水平的名著和入门书，体现了他所阐述的这些要点，对中国当时进一步了解西方的科学精神是有帮助的。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演绎法的性质及其与归纳法的关系。他说，演绎法这种方法论虽然是根据公理来推断各种特殊事例，但若因为这一点就认为公理是“根于良知，不必外求于事物”，这也是错误的。一门学科的公理之所以肯定其为公理，也“无往不由内籀”，即是通过归纳法所得的结论。即使像数学几何的公理也是如此，“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

有些学者主张像数学、几何这样学问的公理“根于人心所同然”，并不需要感性认识的具体经验作基础。他认为，这是由于人们有关这些认识的经验早已存在，各人对于这类经验的获得有“显晦、早晚、多寡”的不同，因而不易为人所察觉。有些人年轻时就形成这类经验，像先天具有这些经验一样，这一点洛克早已分析清楚了。任何高明的学者，都是以已经发现的事例作为基础，归纳出公例，这样的公例才能成立。凡只凭主观成见，向壁虚造，都是所谓先验的“心成之说”。

根据这种先验论，“执因言果”，往往造成重大的祸害。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于此见内外籀之相为表里，绝非二途，又以见智慧之生于一本，心体为白甘，而阅历为采和，无所谓良知者矣。”这就是说，归纳法和演绎法互相补充，其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人心如同白纸，经验如同彩色，不论是演绎法的公理，或者是归纳法的例证，都来源于经验。除了经验之外，人的认识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所谓人心具有先验的良知，并没有任何根据，因而是根本不存在的。在这里，表明严复的方法论完全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严复又运用他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

他批判中国教条主义治学方法的根本错误是弄错了学习研究的对象，“中土之学，必求古训”，“除六经外无事理也”，完全以书本上所记载的古圣先贤的遗训而不是以“无字之书”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这与西方中世纪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结果只能陈陈相因，窒息了人天赋的耳目心灵的作用，不可能有任何创造。他曾引赫胥黎的话说：“天下之最可哀而令人悲愤者，无过于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而外，一无所知。”他认为，赫胥黎这个批评，“无异专为吾国发也”，完全击中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要害。他批判当时标榜考据的汉学与治古文词的辞章、争碑版的书法等学问一样，“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

他还特别批判表面上不受古训束缚，却公然提倡先验主义良知学说的陆王之学。他批判这个学派的人满足于一些主观虚构的偏见，“师心自用”，根本不顾及客观的实际。他们“闭门造车”，自以为可以“出门合辙”，但是否真能合辙，又根本不去考察证实。这种“向壁虚造”的理论完全是“强物就我”。一般人喜欢这种理论简易径直，符合其傲慢懒惰的心理，因而群起信奉。将这种理论运用到实际中，认为中国的地广人多就是富强，而是否真正富强，根本不通过实际进行验证；认为外国就是落后于中国的夷狄，而是否真正落后，同样不通过实际进行验证。这种盲目自大的结果，“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他也批判主张所谓修己治人之方的宋学。他描绘这些提倡宋学的人，摆几部学案，印一些语录，广说性理，自高自大，拒人千里，学院气十足。这些人同样以故纸堆为研究对象，说一些脱离实际的大话，“所托愈高，去实滋远”。特别是朝廷在科举考试中提倡的八股，也来源于宋学，“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这种死教条扼杀国家可用之才，其危害更不可胜举。总之，这些义理之学的所谓宋学，“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

严复提倡全面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主张，当时曾遭到封建反动派的顽强抵制。作为洋务派代表的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理论，作为反对向西方学习的根据。他认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要求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不可偏废。实际上，这是顽固地坚持四书五经的教条，反对学习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严复进一步批判了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他论述体和用是完全统一、不能割裂的。有牛之体即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即有致远之用，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中学与西学的不同正和牛与马的不同相似，故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

他还阐述，封建反动派始终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做技艺之末，而不知西方技艺的主要原理即是科学。西方各国正是运用了这种科学到社会政治方面，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具有科学的方法论和自由思考的精神，因而产生一些优良的政治措施。西方的科学与政治是本末的关系，这种本末关系也是一致的，“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

从严复提倡科学和经验主义方法论，批判封建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先验主义的良知说来说，这是代表唯物主义路线对唯心主义路线进行斗争。但严复的经验主义，从根本观点上来说，却是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他肯定科学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科学的有效范围仅限于与主体相对待的现象领域内，并不能达到物质世界的本体。物质世界的本体是我们无从学习和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