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西西比那个潮湿的夏季，从绳梯处跑回来时，我的肺像是着了火一般，双腿酸痛。并不是身体上真的觉得痛，更多痛来自内心。我振作起来，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比从教练们那儿感受到的压力更大。在室内近战训练室里，由于我注意力不集中出现了失误。我也知道这个失误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我不忘掉压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训练上，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任何时候，一些候选人都会被淘汰。

我跑回来，站在训练室外边，听见里面断断续续的步枪声，其他队友在清理训练室。在下一次重复训练前，我们才有几分钟的时间稍微喘口气。

我返回的时候，汤姆从高处的通道爬了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喂，兄弟，刚才你掩护了自己的队友，那是完全正确。但你没有对‘moving’回应就不能擅自移动啊。”

“哦，知道了。”我说。

“我知道在你以前待的部队里，你们这些家伙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许，在那儿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指令‘moving’。”汤姆说，“但在这儿，我们得根据室内近距离战斗的规定统一行动，我们要等指令。如果你走运，能完成这项训练，加入到第二层的突击队，我保证，你就没必要进行基本的室内近战训练了。但在现在，仍要有这方面的压力，你得向我们证明，你会完成最基本的室内近战训练。我们有标准，如果没有喊出可行动的指令，你就不能移动。”

“第二层”是突击队在弗吉尼亚比奇的指挥部。到绿队的第一天，我们被告知不能进入总部的第二层。在我们完成训练前，那里是军事禁区。

因此，进入第二层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一种奖励。

我点头答应，并迅速换了一个新弹匣。

那天晚上，我抓起一瓶冰镇啤酒，并将清理工具摊在桌上。猛灌了一瓶啤酒，我意识到这是事实——我幸存了下来，没被淘汰，“一口一口”地即将吃成一个“胖子”。这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离第二层更近了一步。

进行大量的室内近战训练期间，我们住在射击场和室内近战训练室附近的两间大房子里。这两间房基本上就是巨大的营房，经过海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轮番蹂躏，已经千疮百孔。里面摆满了双层床，但我大多数时间待在楼下的休息室里。休息室里有张台球桌，还有一台20世纪80年代的大屏幕电视，经常被用来收看体育赛事。放出的声音更像是我们清理武器或者打台球放松时的背景噪音。

海豹突击队不大。大家彼此认识，或至少听过对方的名字。从踏进比奇开始基础水下爆破训练的那天起，你就开始树立自己的声望。从第一天起，每个人就在议论声望的问题。

查理把台球归拢起来，要再打一盘，同时问：“今天看到你在楼梯那边。搞啥名堂呢？”

查理是个大块头，智商发达。他双手像铲子似的，肩膀宽阔，大约有6英尺4英寸高，230磅重，嘴巴很大，整天骂骂咧咧的。

我们叫他“恶霸”。

查理以前是个水兵。他在中西部长大，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海军。参加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之前，他在军舰上待了一年，主要负责铲除军舰上的旧漆，其余时间就是和别的水兵打架斗殴度日。据查理讲，随舰队出海就像跟着一帮暴徒航行一样。他给我们讲在舰上、码头、巡航时打架的事。因此，他不想待在舰上，而渴望成为海豹突击队的一员。

查理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候选人之一。他很聪明，有进取心。来绿队之前，他是一名东海岸海豹突击队的室内近战教练，但这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进室内近战训练室对他来说自然很容易，另外，他还是个神枪手。

“没有回应可移动指令‘move’。”我告诉他。

“再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回到圣迭戈晒太阳。”他说，“你最起码可以登上明年的日历。”

海豹突击队在两个地方有基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和弗吉尼亚的比奇。这两支队伍在地域和人数方面都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是健康有益的。两个基地之间差别很小，东西海岸的这两支队伍肩负同样的任务，能力相当。但是西海岸的海豹突击队有一个“闲散的冲浪者”的名声，东海岸的海豹突击队被看做是“穿卡哈特（Carhartt）工装的农民”。

我隶属于西海岸海豹突击队，所以和查理凑在一起就斗嘴就成了一条犹如一日三餐一样的铁律，特别是关于日历。“对吧，‘五月’先生？”查理窃笑着问我。

尽管我没在日历上出现过，但我的一些队友为了慈善工作，前几年出版过一些日历。那些日历上是一些光着上身的海豹突击队队员，以圣迭戈的海滩、灰壳船为背景。这样做或许能帮助穷人买点吃的，或者可以帮助病人与癌症做斗争，但也被东海岸的队员们嘲笑了好几年。

“没人会让东海岸的一帮皮白肉嫩的小伙子上日历，”我说道，“所以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光着膀子在圣迭戈享受阳光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们斗起嘴来就没完没了。“明天我们还是在靶场上把这事儿说清楚吧。”我说道。我没有好的口才挑战查理或者绿队里其他滔滔不绝的家伙。可以依赖的就是射击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遇到这种场面我最好是反击后迅速后撤，然后尽力在第二天的射击中胜过他们。我的射击水平超过队里的平均水平，因为，小时候我在阿拉斯加长大，枪支几乎是伴着我成长的。

从小时候起，我父母就不让我玩玩具枪。小学毕业时，我就带着一把“点22”式步枪。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玩枪械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对我们家来说，枪就是一件工具。“你要敬畏枪支，敬畏它所能做的事。”父亲告诉我。父亲教我如何射击，如何与枪安全共处。但直到经历了危险，彻底受到打击之后，我才吸取了教训。有一次跟父亲打完猎之后，外边非常冷，冷得都无法在室外清理枪支。于是我进了屋，和家人待在一起。母亲在厨房准备饭菜，姐妹们在厨房玩耍。

脱掉了手套，我开始清理枪支。父亲已经多次教我如何清理枪膛，强调要注意安全。要先把弹匣卸下，然后拉动枪栓，退出每一发子弹。之后朝枪膛看看，再朝着地上安全的方向扣动扳机。

但就在那个特殊的一天，我没有注意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我仅仅是卸下了弹匣，然后将枪朝向地面，没关保险就扣动了扳机。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嵌进炉子前的地板里。我当时心不在焉，只想着赶紧取暖。整个房间回荡着嗡嗡的枪声。

我吓呆了。我的心怦怦直跳，跳得我胸口都疼，双手也在颤抖。我看着父亲，他盯着地板上的弹孔。母亲和姐妹们跑了出来，看出了什么事。“你没事吧？”父亲问。我结结巴巴地说没事。然后检查了一下枪，确保里面再没子弹。我放下枪，双手仍在颤抖。“对不起，”我说，“忘了检查枪膛了。”

我尴尬极了。我知道怎样摆弄枪支，但我很粗心，当时一心想着赶紧取暖。父亲清理完他的枪，挂好了外套。他没有生气，他只是想确定我是否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拿着我的枪半跪在我旁边，我们又一起重复了一遍清理枪支的步骤。

“你错哪儿了？给我整个讲一遍。”父亲对我说。

“卸掉弹匣，”我对他说，“清理枪膛，检查。关掉保险，朝安全的地方扣动扳机。”

接着我又反复做了几遍清理枪支的全部动作，然后才把枪挂回墙上。往往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酿成大祸，我得到了教训。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课。

就像那天在室内近战训练室练完之后，我就再也没忘记“moving，move”的可行动指令一样。

在室内近战训练期间，我们在绿队的日常活动从黎明开始。每天一大早，我们先以班为单位集体进行训练。剩下的时间，30人的班有一半的人去射击场，另一半去室内近战训练室。午饭时分，我们再互换。

这里的射击场可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了。这并不是基础射击训练场，可以直线射击目标。在这里，我们得穿过障碍物，从烧焦的汽车残骸后面开火；全速前进，做一套引体向上的动作，之后朝一连串目标射击。我们好像一直在前进。我们早已经过了基本的训练，现在是练习在战斗中射击。教官想方设法让我们心跳加速，所以我们在射击的时候必须控制呼吸。

我们的训练设施包括两间室内近战训练室。一间是由铁轨枕木堆成的，有几个长长的过道，里面还有几间正方形的房间。另一间比较新，是组合式的，可以重组，变成会议室、浴室，甚至舞厅。我们很少会第二次见到同样的布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每天都处于新环境中，考察我们如何应付。

训练的节奏很快，你慢了，教官也不会等你。训练的速度真的很快，如果你第一天跟不上，你便极有可能很快被退回原部队。就像电视中的真人秀节目一样，每周都会有人被淘汰。于是我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这一切的训练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准备好应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挑战，都是为了“揪出”那些“差生”，即所谓的“灰人”。“灰人”“混入”这支队伍，他绝不是表现最好的，但也不是表现最差的。他能达到标准，但很少超过标准，一直都很不起眼。为了彻底淘汰“灰人”，教官每个周末会给我们几分钟时间，让我们互评。

我们坐在遮阳棚底下破破烂烂的野餐桌旁，教官给我们每人发张纸。

“先生们，选出前五名和后五名。”其中一个教官说，“5分钟后交。”

我们每个人必须匿名选出班上最好的五个人和最差的五个人。教官并不是每时每刻盯着我们，所以“前五后五”的评选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谁表现得更好。这些候选人可能是个神枪手，室内近战训练室的各种科目也不在话下；但是，训练以外的他不一定懂得怎样与人合作或相处。几位教官会把我们选的名单与他们自己列的名单进行对照。我们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每位候选人的命运，因为这份评估会更清楚地说明他们的表现。

最初，谁是班上的后五名还算比较明显，很容易看出哪些人的能力比较差。但是，那些人被逐渐淘汰了以后，再挑出后五名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列出的前五名里一直都有查理，也有史蒂夫。史蒂夫跟查理一样，也是东海岸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周末或训练期间，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

不训练的时候，史蒂夫就读书。大多数时候，他读的是非小说类的图书，重点是时事和政治。他还有一个不错的股票投资组合，偶尔闲暇时，他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关注一下。他不光是杰出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在政治、投资、橄榄球方面水平也很高。

史蒂夫长得很厚实，但不是游泳运动员那样，而更像是一个橄榄球后卫队员。查理常嘲笑史蒂夫长得像只土拨鼠。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手枪射击训练中总能击败我的人之一。我在每天训练结束之后，都会看一下他的得分是不是超过我。和查理一样，史蒂夫在来绿队之前，就是东海岸室内近战教官。他曾有过三次部署作战的经历，而且他是东海岸海豹部队中为数不多的有实战经验的人之一。那段时间只有西海岸的海豹部队曾被部署到伊拉克或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后期，史蒂夫被部署到波斯尼亚，他的小组在那儿与敌对者交过火，那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和敌人进行过的交火之一。

在我的名单上，查理和史蒂夫似乎总是排在最前面。随着剩下的人越来越少，评选变得也越来越难。“选出后五名简直让我发疯。”有天晚上我对史蒂夫说。我俩正坐在射击场的桌子旁清理步枪。“上周你选的最后五名都是谁？”他问道。

我一口气说了几个名字，好几个和史蒂夫选的一样。“我真不知道这周该选谁了。”我说。“想过把自己写上吗？”史蒂夫说。“我已经选好三个了。还有两个我真不知道该选谁。”我告诉他，“要不我们把自己写上算了。我可不想把别人放上去。”我觉得我俩在班里都挺优秀的。“我准备冒个险，”史蒂夫说，“我们得凑够五个名字。”

几周前，我们尽量让自己不填写后五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决定抗议，去找教官理论。然而这样没能持续多长时间。那天晚上，在一整天训练后，我们没有被命令休整，而代之以惩罚性的跑步或推车，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那个星期五，最后五名的名单中我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史蒂夫也写上了他的名字。史蒂夫勇于维护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作为班里的领袖，当他有个什么想法的时候，大伙都听他的。

密西西比室内近战训练整体结束前，班里几乎1/3的人都被淘汰了。那些被淘汰的人往往不能快速处理信息并在瞬间作出正确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差，而是因为许多人要经过重新选拔、通过第二次测试才行。那些没有通过选拔的人，就会回到原来的队伍。回去以后他们还是最棒的队员。

指挥部有传闻说，如果你能通过室内近战训练，你就有五成把握通过绿队选拔。教官们也听到了同样的传闻，所以当我们回到弗吉尼亚比奇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断给我们压力，不断提醒我们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个月的训练才过去了3个月。接下来的6个月将一样艰难。室内近战训练结束后，我们接着进行爆破、陆地战、通信联络等科目训练。

海豹突击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练习登船。我们花了好几周时间进行登船训练，小到游艇，大到货轮。尽管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会花费很长时间，但我们在海上也得照样精通各种作战技能。我们一遍遍地演练“飞跃海滩”行动：我们要游过碎波区，巡视海滩，实战突袭。之后我们潜入海中，游回我们远离海岸的船只。

训练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进行了VIP安保任务的训练。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Karzai）的安保任务是从海豹突击队中选出的队员受命执行的。我们还参加了SERE（生存、逃避、抵抗、逃跑）高级课程的学习。

这门课程的关键是应对压力。

教官把每个人都逼到疲惫不堪、濒临崩溃的边缘，迫使我们在最糟的状态下作出重要的决定。这是教官能模仿真实战争中的压力的唯一方式。任务完成的好与坏，直接反映出每个受训者在困境中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绿队选拔和基础水下爆破训练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但仅仅通过游泳、跑步、寒冷抗忍测试，坚持不退出是远远不够的。

绿队选拔训练的是心理意志的坚韧性。

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学习海豹六队的团队文化。在整个绿队选拔期间，我们每天有一小时必须模仿被召唤并立即到达第二层的情景。一旦接到此命令，呼机便会叫起来。我们必须在一小时内跑回总部报到。每天6点，我们都会收到一个用于测试的命令呼叫。教官们把呼机变成了我们的另一个压力来源。有好几次，天不亮呼机就响起来，驱使我们马上开始训练。

在一个周日的午夜，呼机响了。我努力驱赶着睡意，跌跌撞撞地及时赶到基地，被告知带上我的体能装备待命。我们要进行体能测验。

一旦有任务，我们得在一小时之内赶到，也不能醉酒。当有召唤命令时，我们得处于绝对胜任状态。一得到出发命令，我们就要登上飞机，在几小时之内赶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很快，队友们陆续到达。有些人似乎是正要去酒吧就被半路截了回来。

“你这是喝醉了吗？”我听到教官在问一名队员。

“没有的事。我就是在房间里喝了点啤酒。”他答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一个小时的时限马上就到了，但我还是没有看到查理。

他迟到了大约20分钟。教官气炸了。由于路上超速，查理被开了张罚单，这耽误了他更多的时间。幸运的是，教官只是骂了他几句，他仍被留了下来。

这9个月的绿队选拔训练只剩下几周的时候，我们开始听到分配的传闻。为了补充中队力量，几位教官将对全班排名，突击队的士官长会坐在桌旁从我们的绿队里挑选新的成员。

个别突击中队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他们有时被部署到海外，有时接受几个月的训练，有时待命好几个月。待命期间，随时会有部署作战命令。分配结束后，教官贴出一张详细名单。我，还有一大帮朋友，包括查理、史蒂夫都被分到一个突击中队。“嗨！祝贺你！”汤姆见我在看名单，向我表示祝贺，“做完教官工作后，我会回到那个突击队任一个战斗小组的组长。”他说。

海豹突击队随时都会被部署到海外。每个突击中队的核心是各个战斗小组。每组都由队中的资深士兵带领，大约有6名成员。这些小组构成了一个个排，由一名海军少校领导。好几个排组成一个中队，由一名海军中校领导。另外还有情报分析人员和后勤支援人员。

当你加入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会慢慢地升职。你通常会待在同一个小组里，除非被调出担任绿队的教官或者调动你参与联合行动。

分配第二天，我带着我的装备来到了第二层。我跟着史蒂夫和查理走进中队指挥部。房子很大，一角有个小酒吧和厨房。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箱啤酒，这是你第一次在中队露面时的传统。

我们中队目前正在待命状态，随后会被部署到阿富汗。一些绿队的队友已经在收拾装备，随各自的中队以新兵的身份等待部署。

靠墙那边是指挥官和士官长的办公室。一张大桌子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周边是带电脑的小桌子。墙上挂着几台做简报用的平板显示器，剩下的地方挂满了其他像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SASR）这样的单位送的匾额，还有以前完成任务后获得的纪念品。20世纪90年代，中队抓获了一名波斯尼亚战犯之后，就在墙上的一面匾额上固定了一个带血的头罩和一副塑料手铐。墙上还挂着海军上士尼尔·罗伯茨（NeilRoberts）的班用机枪。在阿富汗进行的“巨蟒”行动中，两枚火箭推进榴弹（RPG，即火箭弹）击中CH-4支努干重型战斗运输直升机，他从直升机上掉了下来。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就被塔利班杀害了。

我们在桌子的一头排好队，这时我看到这些留着长头发、长胡须的资深前辈。他们大多数人胳膊上刺有文身，只有不多几位穿着制服。绿队选拔训练快结束时，我们都开始留头发、蓄胡须了。多年来，装束条例修改过好几版。在战争时期，你理不理发，人们并不很在意。人们在意的是你在战场上的表现。这是一帮衣着杂乱的专业人员。我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不一样。但我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更多人更大的利益，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

在队部里，那些前辈让我们作自我介绍，简短地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恶霸”查理是第一个作自我介绍的人。还没等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就遭受了那些老家伙们的嘘声和嘲笑。

“闭嘴！”那些家伙喊道，“老子不感兴趣！”

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遭到了这样的礼遇。但是后来，那些家伙还是热情跟我们握了手，帮我们整理装备。大家有说有笑，忙忙乱乱的，也没工夫想刚才那些事了。当时战事仍在继续，没时间浪费在怎样对付新兵这些琐事上。

我觉得自己到家了。

这正是自从我加入海军之后想成为其中一员的那支队伍。在这儿，你想多优秀就多优秀，想作多大贡献就作多大贡献。对我来说，我不再担心失败，而是想去行动、去超越。

一年多前，在为期3天的筛选中我学到的东西在这里一样适用，即仅仅达到标准是远远不行的。

在整理装备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得再一次从零起步证明自己。仅仅通过了绿队选拔不算什么。房间里每个人都通过了选拔测试。我暗自下了决心，要做这支队伍里最有价值的人。我必须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