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