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

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

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